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促“质变”式跃迁的升级发展

发布日期：2024-09-19 16:16

来源类型：电视猫 | 作者：肖奥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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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贾康先生在澎湃新闻2024新质生产力大会上的发言（2024.8.15）。

首先，要勾画一下生产力的基本概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反映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它决定着人和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推动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按照这样的原理，接下来，我们当然就可合乎逻辑地认识、理解“发展是硬道理”框架之下的“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

我认为首先一个重要的视角，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之一，是它是由具有质变特征的跃迁式升级形成的生产力发展新状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依靠和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推动的经济发展的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基础理论层面认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首先要紧扣质变概念的创新发展路径上的“跃迁”、上台阶式这样的升级发展。这个新质生产力，应该是供给侧跃迁式发展带来的具有质变特征的生产力的新水平、新境界、新质态。

如果在学术研究中画一个示意图，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脱离一般动物界之后，最原始的生产力就具有了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三个要素，劳动力的方面是人的原始血缘群体（氏族）由自然分工而决定的男性更多要从事狩猎，而女性更多要养育孩子和做采集。这个原始人群活下来，是第一位的问题。劳动力对应的劳动工具一开始是旧石器时代很粗陋的生产工具，但这是必不可少的，是区别于动物界的。劳动对象，就是自然资源所提供的野兽和野果。再往后考古学证明有二百多万年的发展过程，原始人群中只有智人一系活下来了，终于出现了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这使生产力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农业革命使人类社会在预期上，可以经过季节的更迭，稳定形成前所未有的劳动生产力支撑着的生存资料的供给，而进一步就开始出现剩余产品，剩余产品带来了人和人关系里的私有制和以后的跨血缘关系的氏族联盟而发展到国家政权的形式。再后来在差不多三百年之前，又有影响极其巨大的工业革命，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这个工业革命所提供的生产力超出了人类历史上生产力的总和，又是一个大台阶上来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信息革命，再上一个大台阶，日新月异的创新发展不断在对我们形成挑战，也给我们提供发展的机遇。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上台阶的表现是在人类物质需求的满足度上的提高，当然又对应以物质文明支撑着的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

本原上的这个生产力的跃迁性的曲线，如果再更详细的来做研讨，可以画成这样的一个图表，最左列是不同时代特征，第二列是人与物构成的生产力在供给侧形成的基本特征，而第三列就是由这样的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制度特征与社会形态的演变。时间关系这里不展开说一些细致内容。

我们当下所处的信息革命时代，“数字化生存”和“数实融合”的发展，正在前所未有地给我们提供跃升式发展的机遇，同时又带来一系列非常严峻的挑战性问题。

在第一个角度考察之后，我觉得还有第二个角度上应认识的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就是在前面所说的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临界点出现质变特征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有另外一个也具有质变特征的“要素组合的升级”——由此而来的生产力新水平，新境界，新质态。基础理论层面有一个非常值得学界重视、实际上也是这些年被人们反复讨论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最开始索洛作为学者，他有非常简要、简洁的一个观察，就是把供给侧的劳动力和资本两个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量化计算出来以后，发现多出来一块，他认为多出来的这一块一定要联系到另外的生产要素，当时关注的就是科技进步的要素。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按我们现在新供给经济学认识，还应该进一步扩展，供给侧的要素除了科技创新的成果之外，还有制度与管理，还有现在信息革命时代的大数据，都属于供给侧的要素，它们加入到各个要素的组合里，不是简单地给生产力的传统三要素做加法，而是做乘法。所以，邓小平说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是科技加进来成为一个第四要素，而是一个乘数和放大。制度的创新即改革，领导人说这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是我们“最大红利”之所在，讲的也是它的乘数效应。作具体表述时，比如人工智能现在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力乘数效应，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到公式上，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三个要素加总之后，一定要以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作的乘法、乘数效应。这样的一种认识，使我们凭借全要素生产率概念，就有了一个对于新质生产力更开阔的视野。

我认为如果从前面两个视角看，第一个视角，即生产力上台阶式的发展升级，现在最前沿的表现，就是数字经济、信息革命，它在高科技的领域里表现得最明显，支撑着生产力的阶跃式的发展。但是非高科技的领域、传统的产业，包括人们所说的夕阳产业，他们是不是也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我认为答案同样是肯定的。在非最前沿、非高科技领域里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就更要看重全要素生产率，更要看重供给侧各种要素的优化组合带来的乘数效应同样驱动超常规跃迁式的升级发展。所以，我认为现实生活中间发展新质生产力，应该是于上述两方面内涵综合认识基础上的有机结合。

中央现在特别强调的“因地制宜”、因域施策的这种定制化的掌握，我认为就是实际工作中非常明显的要领。总体而言，可以说高科技领域更直观地侧重于数字化前沿突破形成乘数放大的局面，而其他的领域，就应该在“数实融合”轨道上更侧重于怎样实现融合的方案设计，而需要更多依仗全要素生产率框架之下应该加入的乘数效应。两个方面的结合，是全局要领。中央要求推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我们就必须把握住科技前沿创新、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这样一种有机结合来对冲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传统供给要素支撑力的下滑，共性是形成升级发展新动力源的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等的有机结合——当然，还必须配合着思想观念的创新。

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一个论述我觉得是一个可以来反复领会的定义式表述，就是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的。在实际生活中间，如果信息革命带来了一个上大台阶的发展，它在发展过程中，其实还有一个一个的可以更具体细化的小一些的台阶。比如互联网+，它是从有线互联开始，以后出现了移动互联，而移动中无线互联所提供的生产力，比之于原来有线互联的生产力，显然是新质生产力；又比如，现在专家们预测计算机可能进入未来的量子计算机时代而替代电子计算机，如果这样一个局面形成，那么量子计算机形成的生产力，比之于电子计算机时代的生产力，又是新质生产力。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结合状态，如果在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境界之下，它的乘数效应一定能够提供更鲜明的、给人们印象更为深刻的解放生产力的新质生产力。

下面，我按照要求简单谈一下关于上海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思路和建议——初步的看法还是不揣浅陋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

我们知道，上海是中国全局发展中的强劲增长极，浦东开发之后，又有举世瞩目的升级发展，现在对内直接连接着扩展版的“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中下游经济带”，并且和全国各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信息时代这个地缘关系的影响力其实在下滑，更多的往上升级，大家越来越没有“梯度推移”式时间差了。这样对外，我们还要面对全球大市场的“蓝海”。在中国“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实现过程中，上海是举足轻重的一个重要的中心区域，它和珠三角、环渤海形成整个中国全域三角形的强大支柱，并且负有冲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最前沿的历史使命。

我认为在基本思路上，上海应该是在贯彻党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大政方针的努力之中，继续以上海自贸区原则体系，作为推进全局建设中自二十大以后到三中全会又再次强调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依据。我认为很值得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个自贸区的原则体系，是从“企业负面清单”来确立，加上政府的正面清单与责任清单。这样一个原则体系非常具有它的创新意义，实际生活中则是要克服一系列阻碍因素才能够贯彻的：企业应该是“法无禁止即可为”，不碰负面清单的话，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产权保护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之下形成耐心资本长期主义行为模式，充分调动一切聪明才智去试错创新，这才能出现我们所期待的活力局面；而政府方面反过来，必须“革自己的命”，“法无授权不可为”，政府职责履行要有清晰合理的正面清单，而且“有权必有责”，政府行为事前、事中、事后要发展全套的绩效考评，以这种绩效考评的量化结果成为对官员体系问责的奖惩依据。这样的原则体系早就确立了，但我知道在内部讨论里也有高层人士感叹，这个原则非常之好，落实又何其之难。但我觉得没有别的选择，必须按照这样上海自贸区开始的我们打造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基本认识，在制度创新伴随着思想观念创新的过程中充分打开以改革攻坚克难形成强劲新动力源的新局面，充分的来调动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潜力空间。上海由此应该争当中国首屈一指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和现代化的先行区。

具体有几点建议：第一，在营造高水平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应该特别注重发展和引进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主体，包括国际上可争取的风投、天使投，全力给出在上海使数字化“人工智能+”头部企业脱颖而出的良好土壤条件，争取以直接融资支持为主，在新质生产力前沿有重大突破。我们知道国家战略层面早就有北京的中关村，上海的张江等等，但是最前沿的这种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创新突破，它却往往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种最前沿创新项目的风险特征已经反复被证明，决定着支持它的主力必须是直接融资里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最前沿的是天使投资。在这个方面，我认为上海的政府和市场人士，可以在已有的经验基础上，更聚焦在以直接融资支持我们在最前沿创新这方面的努力见效。

第二，在有效、有序市场加有为，有限政府的结合中，应该以“现代化治理”中的跃迁为取向，升级发展上海和周边的产业集群，包括培育和激励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积极促进各行各业有高水平因城施策的“数实融合”。这就把这个新质生产力覆盖到我前面强调的所有的行业、所有的领域、所有的赛道，都应该一起加入其发展。这样一种上海和周边的发展，当然还要对接到全球产业集群合作竞争中，是要开创更有活力的产业升级新局面。

第三，我建议在实质性推进教育、科研体制改革之中，要充分利用上海的教育、科研、人才的优势，大力发展“政产学研金”的结合与协同攻关。这个结合概念据我所知，西方经济体是不用的，而在中国特色之下，政产学研金结合的攻关，首先是要落在只有“华山一条路”的“卡脖子”领域的突破，必须用新型举国体制在这种为数不多，（如芯片、航空发动机）但影响全局的领域里争取攻关突破，而它更广泛的意义，可以按照中央所说在尊重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结合方面形成中国特色的符合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又有利于中国自己特定潜力发挥的这样一种升级发展机制。要以最开阔的胸襟，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一切积极成果，调动所有主体的积极性，把治理概念之下多元主体充分互动的潜力空间充分打开，包括面对全世界吸引外脑人才来助力上海，形成各种力量综合在一起、支撑上海超常规创新发展的局面。

第四，我认为应注重在上海提升硬实力的同时，我们要以经济、社会、人文、环境、高水平开放等多维度的统筹发展、兴利除弊，打造上海的“软实力”。其实在整个中国现代化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过程中，软实力的这篇文章是无可回避的，而现在总体而言这篇文章的开题，我认为还都是不够的，上海应该带头，更好擦亮我们中心区域的名片，提升国际范围内的美誉度，形成对新质生产力的全面综合支撑，引领跃迁式的发展。

这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专 家 简 介

贾康，著名经济学家，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1985 年开始在财政部科研所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科研所副所长，于2001-2014年间任所长。在国民经济、财政税收、金融、公共事务等的理论、政策研究领域，有数十年的丰富工作经验。

1988 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

1995 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7年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

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数十部专著和 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访谈。

2002年6月24日受朱镕基总理之邀座谈经济工作。

2003年后，多次受温家宝总理之邀座谈经济工作。

2006-07年，两次受胡锦涛总书记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

2013年后，多次应李克强总理之邀座谈、或按全国政协安排向李克强总理建言经济工作。

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

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

参加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

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 PPP 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财政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西藏、广西等多地人民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

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

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21年与刘薇合著出版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又被评为年度“中国好书”和全国党建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