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郭彤彤《蚂蚁蚂蚁走啊走》（中短篇小说集）的时候，我曾说过：“郭彤彤小说的气质和陕西的主流小说完全不同，好像与陕西大半个世纪的文学传统没有关系。”阅读《验明正身》，更印证了我对郭彤彤小说的这一印象。

所谓陕西大半个世纪的文学传统，是由柳青、杜鹏程、王汶石以及后来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代表的一众作家确立并拓展深化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这一文学传统里，有《创业史》《人生》《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废都》和《秦腔》等众多代表作品。事实上，陕西大半个世纪的文学传统也是同时期中国当代文学传统的组成部分，并占据重要位置。这些代表性作品也是公认的中国当代文学名作。

同是陕西水土养成的作家，郭彤彤是认真研读过这些作家作品的。不但这些作家作品，中国当代的许多作家作品，郭彤彤都有认真地研读。即使在认真研读过这些作家作品之后，郭彤彤在为文学的时候，还是做出了清醒的选择。他要做的文学，是要在这一强大的文学传统之外的文学；他要写的小说，是要和这一文学传统完全不同的小说。他认为，他与这一文学传统对现实与历史，尤其对历史与现实里的生命个体有着完全不同的认知与判断。

郭彤彤不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广泛且认真的研读，更对世界文学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有更深入的浸淫，他更认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认知与判断，比如，世界的荒诞、人的分裂、历史的虚无、现实的无序，即使大苦大难，也是支离破碎的结构组合......我想，这应该是郭彤彤的小说与陕西乃至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气质不同的主因；其次才是所谓个性化的表达，比如他说过的《路的尽头》《北回归线》那样“不去结构故事”“消解掉跌宕起伏的情节”，等等。

在小说叙述中，郭彤彤常有他漫不经心的随意性，但他的文学选择却不随意，是自觉的，也是决绝的，且不惜冒犯。

柳青在《创业史》第十五章的开头写有这么一句警句式格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许多年之后，路遥把这一句也许更适合高加林的警句式格言放在《人生》的扉页上，作为题记。《人生》引起广泛的阅读效应，来自《创业史》的这一句格言因为它无可争辩的说服力被更多的读者铭记，不仅成为他们文学阅读的记忆，也成为他们立身行事的警示。

细心一些的读者应该记得，在这一句之后，柳青还有拓展：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不仅《创业史》《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也包括《白鹿原》，以现实主义文学命名的小说，大多相信历史有其规律、现实有其逻辑；相信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相信人生有正道和岔道，而岔道就是邪道；相信有正确和错误，而错误往前一步就有可能堕入罪恶；相信错误可以改正，可以悬崖勒马迷途知返，也可以为后世借鉴；相信高尚的道德和完美的人格；相信罪恶可以救赎，卑琐的人性可以脱胎换骨，可以走进崇高甚至成为崇高。以这样的认知和判断观照，小说艺术往往就成为黑与白、正与邪、对与错的纠缠与交战，就有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有痛与悔的升华，风霜高洁，即使不能踏上，也会看见通往光明的圣途。

如此，小说艺术在成为文学审美的同时，往往更多会成为一盏盏指路的明灯，甚至，励志的大力丸。

而这一切，在郭彤彤的《蚂蚁蚂蚁走啊走》和这一部《验明正身》里，都被解构了、消解了。它直面的是人类的病态和病态的人类，没有意义与价值，没有道德楷模，没有错的人、只有不对的人......在高加林，人生是一个又一个向上的挣扎，或者努力与奋斗，叫作“追求”。在《验明正身》里的几位当事人刘邦、魏晋、唐姬、杨娇和周勃，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欲望的追逐，追逐并堕落，然后毁灭，甚至，没有救赎。

《白鹿原》比《创业史》《人生》《平凡的世界》要复杂很多。如果说路遥更多承继了《创业史》的励志品性，《白鹿原》则更多承继了《创业史》书写史诗的抱负。《创业史》有两句题记，一句是“创业难”，一句是“家业使兄弟们分裂，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是要书写伟大时代集体创业的历史和集体劳动的魅惑。《白鹿原》也有一句题记，来自巴尔扎克：“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一部秘史无论多么盘根错节、枝叶纷繁，其质地却是黑白分明的，甚至可以用“翻鏊子”做比喻。如果历史是不断的复制，和没有历史又有多大的区别？也许正因为如此，《验明正身》是无所谓民族历史的非历史叙事，没有对应的社会历史事件，如果有，也只是一些碎片采集；也无所谓《创业史》里的“集体”，有的只是朋友加同伙，他看重和聚焦的是个体生命的经历。

《白鹿原》有悲情，如田小娥，更有道德的温情，如白嘉轩，这也是《白鹿原》更戳人软肋之处。而在《验明正身》里，即使是悲情，也要显出荒谬的面目。社会规约、公众道德是失效的，有的只是作为同伙也是朋友的“责任”，比如，负债了，为什么负债？赌博。而欠债是要还钱的，天经地义——好吧那就走，去抢！

《验明正身》里的当事人和《人生》里的高加林差不多在同时代的同一个时间段，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却长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生命。

“从5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上半期，逾三十年间，我们这些生在长安、长在长安的担族后裔除了和长安当地的孩子们一起在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吟唱《让我们荡起双桨》《雷锋之歌》《红梅赞》《在希望的田野上》《军港之夜》之外，长安当地的孩子们还会时不时使用颇具北美说唱的样式。（谁知道长安的孩子们怎么就无师自通地和克拉伦斯·艾万特心有灵犀，居然有着相同的艺术风格呢？）为我们献上一首词与曲简洁有力、意蕴深厚，所指和能指既清晰又模糊，极具后现代主义风格的歌谣：

河南担

炒米饭

锅里扔个手榴弹......”

——《验明正身》，文化艺术出版社 2024年版，第 11-12页

这是《验明正身》里的一个长句，也是完整的一段。

从《让我们荡起双桨》到《军港之夜》，歌曲的链条也是塑造生命的链条。生命的网格与网格之间互为补丁，而不是互为补充；相互排斥，而不是相互支持。再到无逻辑、无理由、“颇具北美说唱的样式”的“河南担，炒米饭，锅里扔个手榴弹”，就不是语言游戏、不是轻松的搞笑和嬉闹，而是一代人生命的结构。这样的生命结构在证明自己的同时也诠释着人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

这样的生命，梁生宝、白嘉轩能否理解？能否接受？和他们同时代、同经历的高加林能否理解？能否接受？

这样被挤压、扭结成的网格化生命，能看见什么呢？对这个世界、对他人、对自己，能有什么样的理解呢？会有什么样的可能呢？

“其实在我的心底，人伦道德已崩溃成古老的遗址，我只能偶然以旅游者的身份，远远地看它一眼。”（《验明正身》周勃自白）

消解意义和价值的生命并不消解激情，无视世俗道德的生命也有其行为的准则。有追逐，也有献身，当然也尽可以指认他们的献身是没有救赎的自毁。

飞鸟各投林之后，周勃，《验明正身》里的当事人之一，诗人兼小说家，去自首，反复地去自首，成为精神病人，在鸟语花香的病区咒语般呢喃“我不是疯子，我是罪犯” 的时候，是要辩白？是要救赎？还是因为近于疯狂的绝望与孤独？我倾向后者。即便是孤独和绝望，也要显出荒谬的底色。

在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学与艺术的世界里，人的堕落是大面积、群体性的。

如果说《创业史》 《人生》 《平凡的世界》一类的小说是书写奋斗的文学，《验明正身》就是晾晒人性堕落的文学。

不同的认知造就不同的文学。不同的文学有再大的不同，却还有着同样的心肠，那就是，对这个世界中的不幸或荒谬、对被扭曲的或被堕落的人性都有着深切的悲悯。

没错，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问题是，大致趋同的认知造就的所谓时代的文学也是大致趋同的文学，大面积同质化的文学也会造就大致趋同的文学阅读和文学审美。这也正是社会性思想固化、精神萎缩、创造力干涸的隐性原因之一。

所以，文学需要不同，阅读和审美也需要不一样的文学。同质化的文学和惯性消费式的阅读和文学审美从来都是一伙的，都是小说艺术的敌人。也就是因为这，与已有的文学相比，我才更看重郭彤彤的文学选择，看重他的《验明正身》。

拉扯到陕西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几位大家的作品，是因为他们和他们的作品为更多的读者熟知，要说的则是新一代的文学与老一代文学的不同，而不是要以《验明正身》和他们已被公认的当代文学经典比肩等高。

郭彤彤还有小说要写，他不仅有小说艺术的现代性意识，也有小说艺术的经典意识。他能走多远，能否写出他以为的经典，我怀有谨慎乐观的期待。

杨争光

202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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