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逸麟口述10：黄河今后还是存在风险的，决口会造成千万人口受灾

发布日期：2024-09-19 14:16

来源类型：新浪科技 | 作者：杨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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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黄河，人们马上联想到的应该是殷承宗手下黑白键盘中流淌出的荡气回肠的旋律，还有壶口瀑布那气势磅礴的巨浪；而我，一个毕生追寻着黄河之前世今生的学者，心中满满地壅塞着的是黄河那无尽的沧桑与悲凉。

涉学黄河，始自20世纪50年代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工作的需要，如此一部大型的历史地图，不能没有主要山脉、河流与湖泊作框架，黄河当然是必须绘制入图的河流。历史上西汉及西汉以前的黄河流路，谭先生已有专文考订，可以接引以入图；东汉至隋唐以前的黄河，有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此书对黄河及其下游诸河都有详细的记载，可以据此绘制入图；唐代的黄河有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和宋初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每县下都有黄河流经的记录，可以为据。唐宋至金元时期，就没有如此详细和具体记载河流湖泊的文献可作依据了。关于黄河下游河道历代变迁的考订，前人已有不少成果，如清人胡渭的《禹贡锥指》，民国时期沈怡的《黄河年表》，20世纪50年代岑仲勉的《黄河变迁史》，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人民黄河》等，都对历代黄河的流路有所梳理，但基本上都是局限于文字考订，没有绘制出历代黄河在今天地图上的流路，因此只能参考，不能直接用来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宋代以后至明代前期的黄河下游河道变迁，是历史上最复杂、混乱的时期，还没有完整的前人研究成果可供我们使用；虽然唐代《元和郡县志》以后，历代都有总志、方志记载了各地的河流、湖泊分布情况，但与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所要求的各朝代的标准年代不一致，不能直接抓来就画。因此，必须先将魏晋以后一千多年黄河等一些主要河流的变迁过程梳理清楚，然后再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确定的标准年代，如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金皇统二年（1142年）、元至顺元年（1330年）、明万历十年（1582年）、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将对应于这些标准年代的黄河等主要河流的流经分别画在各个朝代的图上，才算还原了历史真实，才是历史学者对历史负责任的、名副其实的历史地图。

谭先生将梳理一千多年间黄河等一些主要河流变迁过程的任务交给了我。首先，我得尽可能地广泛收集历史典籍里有关黄河的记载资料，搞出一份黄河年表，即一千多年来，黄河变迁包括决口、溢出、改道的事实年表。其次，还得搞出一份历朝不同时期黄河流经地点年表。然后通过排比、考订（因为数据有矛盾、有错误，必须进行考订后才可用），理出一千多年来不同时期黄河河道变迁的过程，这两件事大约花了三年时间，然后根据这一研究结论画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地图上。

譬如关于黄河决溢年表，就是把各种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关于黄河决溢的资料都摘录下来，按年代、地点、次数等参数形成统计表格，然后排比、分析，由此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一张表格，看看就这么几个字、几条线，一堆数字，但要从遗存的上千年文献的字里行间，把相关信息找出来，所需花费的功夫不可谓不大，但也正是这种苦功夫磨出来的细致活，才有传世价值。后人可能会对此有些小修改，但绝不可能完全推翻你。比如我说历史上黄河的决溢是一千五百次，今后他人从新发掘的史料中进一步考订，说是一千五百二十次，这点增量对黄河研究的大趋势不具有突破性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做历史地理研究，心里比较踏实的就是这一点。

在收集、考订、编制黄河年表和绘制黄河变迁地图的过程中，头脑里逐渐产生、积累了很多问题：一、为什么历史上黄河有时连续几年决口、改道多次，有时河道稳定数十年不变？二、为什么北魏《水经注》记载的从3世纪东汉至6世纪的黄河流路与《元和郡县志》记载的8世纪唐代前期的黄河流路都相对稳定，数百年没有明显变化？同一时期，在黄河下游平原上还存在过一百多个湖泊，说明当时黄河下游地区水环境相当稳定，而自唐代后期，黄河下游河道改迁频繁，宋朝以后愈演愈烈，明清更甚，那曾经的百多个湖泊也逐渐消失。三、自唐后期开始，黄河下游决口、改道往往是先在河口段决口、改道，以后决口先是上移、再又逐渐下移，其间是否有规律可循？四、历史上黄河决口后有时向东北流，有时向东南流，有时向南流，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决口后的河水流向？五、历史上黄河决口、改道后，有时分成几股河道同时存在，有时则为单股，为什么？六、黄河在历史上如此频繁决口、改道，对当时社会经济、地理环境有过什么影响？

上述那些关于黄河的为什么，使我已不满足仅仅在地图上画出不同时期的黄河流经，还想对黄河变迁的一些内在因素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经过三五年的研究，我逐渐认识到黄河下游的频繁决口实与黄河中游的洪水泛滥、泥沙堆积以及下游河道的边界条件和防守是否得力有密切关系。黄河下游决口后，其流路又与当时黄河河道两岸的地理条件以及社会背景有关。黄河长期泛滥、决口、改道，对黄河下游平原的地貌变化、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如北宋后期曾经有三次向北决口，均在渤海湾西岸入海，形成历史上所谓北宋黄河的"北流"。这三次北流的河道主流方向，前人是知道的。但具体流经哪些地方，没有人搞清楚过，更没有人在今天的地图上绘制出来过。我对北宋黄河东流、北流过程的梳理、考证结果，最后都落在历史地图上，以后其他研究者绘制宋朝的黄河图，都是按照我的研究结果画的；所有牵涉到宋代黄河的论著，也都以我的研究结果为据。这也是我对黄河河道变迁的新发现新创造吧。另外，金元时代的黄河，由于历史资料残缺，始终无人认真考订过。我因肩负绘制历史图的任务，就非要搞清不可，于是我也下功夫，对金元时期的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尽可能地做了复原。明清时代黄河变迁虽也十分复杂，然因历史资料齐全，也有不少古地图可以参考，所以复原清时期的黄河河道变迁比较容易。通过我的这些考订，基本上复原了历史时期黄河变迁的基本概貌，解决了一些前人未曾解决的问题，也为黄河变迁史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

正是经年累月、细致入微的微观研究，一个个地理位置，一段段河流变迁，一次次水灾旱灾……使我对千古黄河的宏观发展趋势有了完整清晰的理解与把握。黄河，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大地母亲，也给中华儿女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迄今考古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在中国境内有一百余处，其中有七成分布在黄河流域。早期人类活动的出现，说明当时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合人类生存；考古发现的大熊猫、东方剑齿象等动物化石，也证明了当时秦岭北坡气候温暖湿润、森林茂盛。新石器时代遗址迄今已发现的约有七八千处，也大多分布在黄河流域。西安半坡遗址发现的獐、竹鼠等动物遗骸，京津地区发现的植物孢粉，也都说明仰韶文化时期，黄河流域依然保持着温暖湿润、适宜生存的自然环境，我们的先民已在黄河流域过起了依村落群居的农耕生活。西汉以降，中国的人口大都集聚在黄河流域，这种人口分布状态绵延至10世纪中叶，才出现南北方人口数量趋同或逆转的情况。宋代以后，黄河流域的优势才逐渐被长江中下游地区所替代。这种转变，除了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外，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人类过度地向自然界索取，以致黄河难以休养生息、不堪负担，当是重要原因。

就自然条件而言，黄河天生具有水量小、变率大，含沙量极高的特质。黄河，虽其长度仅次于长江，但径流量只有长江的二十分之一，还不如长江的一些支流，如金沙江、嘉陵江等。黄河流域的降水往往集中在每年的七八月间，且多在几天内成暴雨倾泻而下，至下游形成洪峰。黄河的含沙量之高，在世界的河流中位列第一，每平方立米河水的平均含沙量为四十公斤，最多的达九百公斤。先秦古代，此河的专称是"河水"，唐朝才始称"黄河"，河名的改变源自河水的特征。战国时代有称其为"浊河"的，西汉时有"河水一石，其泥六斗"的记载，可见其含沙量高的特点古已有之。水量小、含沙量高，每年有大量泥沙堆积河床中，注定了黄河淤塞后决溢的必然命运。

除了先天不足带来的不利影响，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间，农耕文明的发展，人类生存的需求，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农耕生产对天然森林植被的破坏，必然导致水土流失；长年累月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使用，必然导致土壤盐碱化、贫瘠化。一方水土不再能养一方人了，黄河流域的人口要么南下迁居，要么北上闯关东，也就是毋庸置疑的必然了。

我在收集黄河历史资料的同时，对历史上黄河变迁的一些规律性问题发生了兴趣。黄河为什么会有如此频繁地变迁，变迁的内在因素是什么？有哪些自然因素、哪些社会因素？这种变迁对自然和社会环境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这里所说的黄河变迁，主要是指黄河下游冲积平原上的泛滥和改徙，因为下游的变迁对自然和社会的影响远超上游的变迁。以往研究者也曾对黄河的变迁有过论述，如清人胡渭的《禹贡锥指》有五大徙之说，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人民黄河》则定为二十六大徙。我认为这类说法科学性不强。首先，前人的研究中对所谓"大徙"的标准没有严格、精准的定义，不同学者用不同的标准提出不同徙数，只能是各为其说，不够科学严密。其次，据不完全统计，历史上黄河泛滥、决口、改道达一千五百余次，前人提出的五大徙、二十六大徙，在概率上对黄河的历史变迁缺乏充分的说服力。再则，在方法上，仅仅罗列黄河河道变迁的史实，如单纯排列黄河变迁年表，对认识历史上黄河的变迁规律也无多大意义。

我试图根据黄河河道变迁的倾向、特点，将其分为几个历史时期，剖析每个历史时期黄河变迁的自然和社会因素，以对黄河变迁的自然和社会原因、条件、影响等，有所全面深入地探讨，把黄河变迁研究放到历史背景中，找出其规律和特点，从而完整清晰地还原黄河变迁的历史面貌。

我把公元前4世纪以前至1949年的两千多年分为八个历史时期，由此可以认识到：公元前4世纪以前（战国中叶）的黄河下游，由于没有全面修筑堤防，河道呈自然散漫状，黄河水在广袤的大地上信马由缰地自由驰骋、恣意汪洋；到了战国中叶，黄河下游全面筑堤，黄河东岸的齐国和西岸的赵、魏两国都分别在各自的国土上筑堤，但各自所筑堤坝的选址均距河床二十五里，可见此时的黄河下游，真的是地广人稀；而且从公元前4世纪中叶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二百年间，黄河没有发生灾情。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后，黄河在两岸堤防约束下，泥沙开始在河道淤积，而黄河沿岸的居民为了抵挡河水淹没农田房屋，各自为阵地筑起土堤，以至个别河段已淤积为地上河，即河床高于河岸，河水自然开始改徙和分流；西汉时期，黄河平均每隔二十点八年决溢一次。公元十一年王莽执政期间，发生大河决口，由于王莽的不作为，灾难延续达六十年之久。后经东汉著名的水利专家王景的整治，平息了河患，始得从东汉初期至唐末（9世纪末）长达八百年的黄河平稳期。如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六十八年中，黄河平均每六十一年决溢一次；这一稳定也得益于东汉以后大批游牧民族定居在泥沙来源最多的晋陕峡谷地区，中游的农耕人口内迁，使得中游的土地退耕还牧，减缓了水土流失。但是，在北宋（960年至1048年）的八十八年间，自然因素加上因战争需要的人为扒堤，黄河竟平均每一点四年决溢一次；自此漫长的近千年中，黄河的决溢改徙犹如世间的改朝换代，此起彼伏、绵延不息。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的水患，淹没良田三十余万顷，淹没民舍三十八万家，徐州城内水深二丈八尺。时任徐州刺史的苏轼留下诗句"岁寒霜重水归壑，但见屋瓦留沙痕"，真切描述了重灾后的徐州城景象。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的又一次水患，洪水瞬间淹没了整个巨鹿县城；1919年，老百姓掘井时，意外地在距地面六米深处发现了宋代城址。

千余年河患中，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间的人祸才是必须引以为鉴的。历代战争中，兵家都以"水"为利器。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东京（今开封）留守杜充，为阻金兵南下，人为决堤，使黄河离开向东北流入渤海的数千年古道，强行转向东南。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河南巡抚高明衡蓄意扒堤，意在水淹驻扎于开封城外、已围城达五月之久的李自成起义军，不料洪水却从北门涌入城内，以致三十多万人丧生。今人记忆犹新的当是1938年的花园口事件，国军为阻日军西进，扒堤决口，祸及河南、安徽、江苏的四十四个县市，受灾面积五万四千多平方公里，受灾人口一千二百五十万，死亡人口八十九万，震惊中外。

黄河的命运，有时还要受到朝廷政治利益集团的左右。北宋后期，黄河在河南濮阳境内形成了两条分流：一为东流，从山东入海；一为北流，从天津入海。而朝廷的党争，就在黄河怎么流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全然不从黄河流向的客观规律出发，各执一词。欧阳修、司马光、苏辙等北流派上台就堵塞东流，富弼、李仲昌、王安石等东流派执政就"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以致北宋后期的八十年间，黄河三次北流四十九年，东流十六年，两股并存十五年，直至北宋亡国。在这忽东忽北的折腾中，付出代价最大的当是黎民百姓。嘉佑元年（1056年），主东流者强凿六塔河，意挽河东流；谁知当夜即引发溃决，河水依然北流，而在现场从事河工的士兵、百姓数以万计，当场溺毙。

关于发生在北宋的黄河东、北流之争，我做了考证：东汉以后，黄河都是从山东入海的，地平面已抬高了，容易淤塞；北面的河北平原的地平面相对低些，黄河若往低处流，泥沙冲刷得快，所以我认为北流是符合当时自然条件的流向。就此我专门写了一篇《北宋黄河东北流之争与朋党政治》的文章，于2008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华学》第九、十辑上发表，结论就是：在我国的长期封建专制极权政治统治下，任何对自然、社会采取的措施，都难以避免政治因素的影响，即便是研究黄河变迁这样貌似纯自然的问题，也不能忽视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

黄河决溢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洪水泛滥，水退沙留后给地面覆盖上深厚不一的沙土沉积物，还有黄河改道后留下的枯河床、废河堤；地面上留下的许多沙岗、沙堤，形成许多断续的沙丘和沙垅，吞噬了大片的良田房舍，撂下大片的沙荒。积重难返的土地沙化是人类世世代代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关于黄河决溢引起的土地沙化问题，我还有过两次实地考察的经历。第一次是1966年10月，我们历史系的十位青年教师从上海至北京步行串联。从10月28日至12月5日，途经上海、江苏、山东、河北至北京。过去我们也多次下过农村，但都是在上海郊区，农民虽然劳作辛苦，然温饱尚不愁。这次亲见了长江以北农村的实况，使我大吃一惊。特别是河北平原东部的农村，虽然一马平川，但步行一二小时，不见一人一树，河流淤废、土壤盐碱化，真是一片荒凉。

1977年6、7月间，为了撰写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委托的《中国历史自然地理》一书，谭先生带领我们去历史上黄河决口最频繁的河南省开封、封丘、延津、阳武、兰考、安阳、浚县、滑县、濮阳一带进行为时一月的地理考察。在封丘、延津、阳武、兰考等县境内，几乎有三分之二的土地为沙所掩盖。最典型的是离河南延津县北面二十里的黄河边上，有个古代称作胙城县的地方，曾是当时的南北交通要道，人们从河南开封去北京，多在此渡河北上。金元以后，黄河多次在此决溢，至明朝中叶，境内已堆沙若丘。清顺治后，该古城即为沙土覆盖。我们向当地水利局提出想去看一下，当地干部说一路过去全是沙，吉普车开不过去；我们说借几辆自行车骑过去看看，他们说连自行车路也没有，只能步行。望着眼前茫茫一片无尽头的沙地，想象着曾经车水马龙的繁荣市井，那些祖祖辈辈生老于此的黎民百姓不得已背井离乡的命运，不禁令人扼腕叹息。更让我们触目惊心的是，当地所有县城都还保存着旧城墙、旧城门，但城门内的地平面均比城门外的地平面低许多，出城就要爬高坡。我们问原因，当地人说，因为当年黄河洪水涌来时赶紧关城门，洪水挟带的泥沙被挡在城门外，洪水退去后，水退沙留，城门外的地平面就堆积成现在这样高了。我们去开封外城，城墙很高，爬到城墙顶，跨步出去即踩在沙地上。这是道光二十三年的一次黄河决口，因城门关紧，洪水虽未进城，但水已没及城墙顶，是水退沙留后造成的。茫茫豫东大地，尽遭黄河泥沙所淹，以致土壤盐碱化严重，农业生产凋敝，人民生活贫困，实为黄河之祸。两次现场踏勘，黄河之患的真实遗存场景，化作一幅幅图像，永远地镌刻在我的脑中。

中华民族与黄河水患的抗争，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远在上古时代，就有共工、鲧筑土堤、障洪水的传说，大禹治水更是千古流传的佳话。战国中叶，黄河下游两岸筑起了绵亘千里的堤防，与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几乎同时代的伟大工程，前者抵挡滔滔洪水，后者防御游牧骠骑。西汉的贾让、东汉的王景、元代的贾鲁、明代的潘季驯，直至康熙时的靳辅、陈潢，或分疏拦蓄，或束水攻沙，虽对防御洪水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

新中国成立后，黄河的治理既循古法，整治下游河道、开辟滞洪区、中上游水土保持等，更是斥巨资在黄河流域修建了规模不一的水库一百七十四座。关于小浪底水库，不好说没什么作用，但它的作用不会太大。第一，现在黄河上游水少了，水库没什么水好蓄了；第二，利用小浪底水库冲泥沙，最多冲几十公里，不可能冲到下游的。说来，我们还是比较幸运的，当代的黄河，因为北方连年干旱，黄河下游频频断流；断流虽避免了水患，但也加速了淤积。黄河今后还是存在风险的，只要有大雨，黄河、淮河流域的那些城市、交通设施还是有危险的。无论黄河在郑州至济南间南决还是北决，都会造成数万平方公里土地被淹，一千多万人口受灾。

关于黄河的研究，多年来我先后写了十余篇研究文章，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等。有些研究成果写入了《中国历史自然地理》一书，得到学界的认同，并被以后各类涉及黄河变迁史的著作所引用。1990年，我应香港中华书局之约，专门写了普及读本《千古黄河》，被列入该书局的《百家文库·人文集》；2013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将其列入"远东精选"系列予以再版。

【邹逸麟（1935年8月31日—2020年6月19日），祖籍浙江宁波，生于上海。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历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史志学会会长、《辞海》副主编；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民盟第七届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千古黄河》、《中国历史地理概述》、《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副主编)，合著有《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等。发表论文约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