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秋季招聘启动，山东、湖南、贵州、广西等多地人社部门发文放宽应届毕业生身份的认定标准。相关调整主要聚焦于两方面，一是延长应届生“保质期”，明确该群体为近2至3年内毕业的高校生；二是有过工作经历和缴纳社保情况不再作为应届毕业生的否定项。

此前，应届生享有两年择业期保护，在公务员、事业单位及一些重点行业和企业岗位招聘中占有特定比例名额。但同时，各地普遍存在“交了社保就不算应届生”等不成文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部分毕业生的“首次择业”限制。

△ 2023年11月26日，2024年度“国考”开考。图为在江苏省无锡市清名桥中学考点，一名考生在等候进场时复习。

今年5月，当在某地方省考公务员拟录用人员公示名单中看到自己的名字时，四川农业大学就读生翟牧（化名）终于松了一口气。为了以应届生身份成功走出大学校门，从大三起，翟牧和室友就开始在考研、考公、考编上下功夫。

被高校学生普遍看重的应届生身份，主要分为当年应届毕业生和择业期的应届毕业生两种。目前，国家层面规定的择业期为两年。在世俗观念和求职实践中，以当年应届毕业生身份谋得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往往更能证明个人能力。

应届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颇为“吃香”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公务员、事业单位以及国企、世界500强企业和互联网大厂等的招聘公告中，拥有应届毕业生身份多为明确的报考条件之一。例如，2024年公务员国考的招录计划中，超过65%的岗位只开放给应届毕业生。

强调应届毕业生概念是为了保护和支持初次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向《中国报道》记者分析，参与人才选拔和培养的高等院校为社会各单位用人提供了输送渠道，政策上的区别化保护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就业市场中缺乏竞争力的应届毕业生。

但在具体实践中，政策效果正逐渐偏离初衷。储朝晖表示，当前，落户、购房与住房补贴等相关配套政策与应届毕业生挂钩，使得应届毕业生资格的附加值越来越高。为了享受身份红利，不少应届毕业生在就业时变得尤为谨慎。

“有过工作、交过社保后就不算应届生，因此毕业生们在找工作时追求一击即中，要么在央国企和互联网大厂的校招中脱颖而出，要么一次性考公考编上岸。”翟牧结合自身体会告诉记者，初次就业的机会成本巨大，早于自己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一般不会随意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保，直到找到理想工作或进入体制内，否则就会想办法延毕。

此种心态不仅限制了应届毕业生的就业视野和自身发展，而且导致缓就业、慢就业现象普遍出现，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根据智联招聘2024年发布的《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应届毕业生慢就业的比重已经达到19.1%，去年该占比为18.9%，2022年的数据则是15.9%。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42.8%的受访大学生表示，延毕不为别的，就是希望保留应届生身份。

“相较于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由于没有更多就业机会，很多学生会把考公考研作为最后的选择，慢就业比例会更高，尤其是本科生群体。”结合调研结果，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研究员毛宇飞告诉《中国报道》记者，慢就业效应的叠加和传导有可能带来一连串社会问题。

“在就业政策中严格划定应届毕业生身份，追根溯源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储朝晖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环境的变化，应届毕业生身份的认定面临相应调整，尤其是对当年毕业的限定，越来越明显地掣肘着大学生的就业。

早在2020年3月，教育部就发布通知明确：“对离校时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可按规定将户口、档案在学校保留两年，并为落实单位的毕业生按应届毕业生身份及时办理就业手续。”此后，应届生身份普遍从“过期不候”的一年调整为两年，这两年则为“择业期”。

有观点认为，择业期以明文规定规范下来后，理应赋予年轻人真正从容的择业机会，但在现实中，择业期内应届生身份的悖论在于，一旦与用人单位签署过就业合同，有过工作经历和缴纳社保记录，就不会再被认定为应届生。

“这次多省人社部门发文调整应届生身份的认定标准，在放宽时间限制基础上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社保问题，明确在省内事业单位招考中，不再审核其是否有过工作经历和缴纳过社保。”毛宇飞说。

各省份对应届生身份的调整范围也有所不同。湖南、广西分别明确“高校毕业生”包括近2至3年内毕业、未落实过编制内工作的毕业生（即毕业证书落款年度2至3年内，含毕业当年度），不对其是否签订就业协议、有工作经历、缴纳社保作限制。贵州的调整范围则扩大到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的招聘中。

相关界定调整后，毛宇飞认为这将促使部分毕业生在择业期内多试错，以换赛道的方式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但政策很难两全，一些毕业生会将此作为延长就业决策的资本，一直延缓就业，这对于把就业率当作重要考核指标的高校来说意味着压力。

记者发现，与调整应届生身份认定标准一同引起讨论的还有应届毕业生概念本身是否应适时退出。

“无论是应届生还是往届生，存在的都是就业问题，要解决所有人的就业，相关政策就不应该做严格的条框分割。”储朝晖认为，未来应逐步淡化甚至取消应届生的身份标签，摒弃过多政策干预，注重毕业生的能力和岗位适配度。

2022年全国两会时，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华职教社常务副主任胡卫就递交了关于取消应届生身份限制的建议。他表示，从长期看，要逐步取消高校毕业生择业期政策，也要打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对招聘对象所作的应届生身份限制，从根本上改革已经过时的应届毕业生就业、升学、劳动及人事政策。

应届毕业生的身份之争，最终要回到解决就业问题上。

2024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创下新高，达到了1179万。业界普遍预计，2025届高校毕业生规模将继续走高。

近年来，高等院校频繁呼吁毕业生积极就业，树立“先就业再择业”的就业观，客观了解分析当前的就业形势，理性调整就业预期，科学做好职业规划。

“与其限制应届生的身份界定，不如把更多时间用在对学生技能的培养上。”毛宇飞向《中国报道》记者分析，应届生之所以求职碰壁，主要在于他们处在从校园到职场的过渡阶段，本身缺乏职业目标规划和实践技能。

在这方面，学校和企业能够发挥的空间巨大。“一个在校青年在毕业之前至少有7个寒暑假，充分利用假期开展校企联合，增加企业实训环节，对学生的成长和求职意义重大。”毛宇飞认为，学校应加强引导，帮助学生转变观念、掌握技能，避免因对应届生身份患得患失而错失尝试更多机会的可能。

△ 无人机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上空巡检。

在更深层次上，提高就业市场的有效需求是题中之义。

毛宇飞向记者分析，当前符合应届生预期的岗位总体较少，尤其房地产、互联网和金融等以往受毕业生青睐的行业近几年需求在收缩。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低空经济、海洋装备等是受到国家大力支持的朝阳产业，目前正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也是未来的就业增长点。

日前，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吴爱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针对2024届还未落实去向的应届毕业生，高校正在开展的工作之一就是根据他们的意愿或者带着他们去走访企业，了解未来产业的发展情况，为他们拓展有针对性的岗位。

“中小型民营企业在新兴产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它们尚未形成诸如互联网大厂那样的规模，因此应届生求职意愿不高。应加强政策引导，不断扩大相关用人需求，加深应届毕业生对新兴产业的认知和黏合度。”毛宇飞说。

撰文：《中国报道》记者 陈珂

图片：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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