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社会主义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发布日期：2024-09-18 15:14

来源类型：小品一家人 | 作者：罗旖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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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精辟阐述和透彻阐释。这些重要论述，以如何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为核心主题，以阐释和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关联为主轴，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理性认知，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共同体思想、“两个决不会”原理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以独创性思想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以实现无产阶级以至全人类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发展为价值依归，是站在劳动的立场、人民的立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擘画人类社会美好发展愿景的思想结晶和理论产物，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指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精辟阐述和透彻阐释（比较集中的有以下九次：一是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二是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三是2016年9月29日在学习《胡锦涛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四是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上所作的报告，五是2018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六是2018年4月23日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时的讲话，七是2018年5月4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八是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九是2019年10月31日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这些重要论述，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基本原理、基本要旨以及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作了系统阐发、深刻阐释，形成了意涵丰厚、逻辑严谨、理路明晰、思想深邃、立意高远的科学社会主义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立论基石，以独创性思想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为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一、主题：如何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在习近平看来，中国共产党信仰的只能是科学社会主义而非别的社会主义。综观习近平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其核心主题是如何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1.如何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

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那么，何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呢？概言之，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身所固有的内在规定性、基本特质、根本特性，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一以贯之秉承的属性和呈现的特征。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没有过时，必须坚定坚守，主要理由有三：其一，所处历史时代的“共时性”。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就是由十月革命开辟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其本质和发展趋势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其二，判断、基本结论的科学性。实践反复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性质、内在矛盾、演进趋向、前进路径的剖析和洞悉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其三，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理论支撑。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彻底的革命性，之所以能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擘画正确前行方向，主要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有何具体实现形态等方面，习近平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廓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本要义、基本要旨。基于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深刻认识，2008年3月1日，他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概括为八个方面，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无产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坚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机制。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后不久，他又进一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按劳分配原则；合乎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最高形式、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高度发展最终实现向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

习近平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提炼，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具有质的差异的显著关键点。资本主义社会从根本上而言以“资本”为本位、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点，因而不可避免带来生产的无序化、利益分配的“极化”、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等乱象，而社会主义社会主张以“社会”为本位，因倡导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从根源上杜绝了分配结构的两极分化，因倡导对生产的计划性指导、调节而从根本上避免了生产的无序性，因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避免对自然的不合规律性地开发和破坏。二是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强调社会主义的阶级属性。社会主义社会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面、替代物出现的。然而，这个替代的过程绝非轻轻松松就可以成就的，需要进行长期而艰苦的斗争。因而，他明确强调斗争、革命、领导权、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属性，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健康、持续成长提供了重要遵循。

其二，厘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内容的同一性与实现形式的多样态之间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为各国更好实践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方法和准则，但并不是僵化的、封闭的，而是需要各国基于不同的时空结构创造性地坚持并适时发展。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对这些原则的具体运用则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切勿萧规曹随、胶柱鼓瑟。基于这样的方法论，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哪些基本原则从道路、制度等维度进行了明晰提炼和精辟概括，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中国进路、中国逻辑提供了坚定的前行取向。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他又强调要“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

2.如何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现实展开，需要理论的有效指导，理由主要在于：一方面，理论具有把握基本规律、揭示一般原理、预测演展趋向的功能，具有指引方向、把航定位的作用，“只有掌握科学理论才能把握正确前进方向”，才能在实践中少走弯路、少受挫折；另一方面，有没有理论思维以及理论思维的高度、深度，是衡量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适应性、成长性的关键性标志，是战胜风险、克服困难并不断前行的有力支撑性要素。正如习近平所言：“如果缺乏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然而，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相反，是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并奋力前行的。实践性是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科学社会主义并非“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劳苦大众命运而诞育并创立的，是在无产阶级谋生存、求解放、争自由、促发展的历史实践中不断生成并得以丰富的，从而为人民改造旧世界、建构新世界提供了巨大精神动力。

科学社会主义在现实生活中要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不竭的创造力和旺盛的活力，必须与鲜活的社会主义实践、具象化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良性互动和有机结合。原因主要是：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主要是理论层面的，因为他们并未亲自经历或参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实践，因而“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他们的“预测”，主要是对社会发展前进方向和重大原理在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制度形态上的科学预测，并非对细节、局部、片段的具象化、精准化描绘和擘画。他们反复强调要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预测未来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反复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基本原则的运用要基于时间、地点、条件的转变而转移，强烈反对对未来社会的空想主义预测和教条化理解。其二，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历程来看，只有本土化的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有效指导本土的社会主义实践，而简单嫁接、盲目移植甚至照抄照搬其他国家模式、经验的做法最后都会遭遇挫折。我们党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通过实践的摸索和检验，“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力求自主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实现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既要重视理论的先导功能，又要发挥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既不能数典忘祖，也不能妄自菲薄。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是辩证统一的。返本才能开新，只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实践目标不偏、靶心不动、重心不飘、方向不移，才能更好地确保社会主义实践前行的定力、愿景，才不会丢掉社会主义的根、本、源，从而更好地激发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基因”。同时，发展是最好的坚持，只有基于时间、空间、条件的不断变迁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的与时俱进，才能激发其发展活力、生命力、潜力，使其在新的环境下蓬勃生长。因此，科学社会主义需要在坚持中实现发展、在发展中更好地坚持，既不能离开发展谈坚持，也不能离开坚持谈发展。

二、主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有何关联

科学社会主义不仅具有超越时间的恒久价值、生命力，亦有超越空间的活力、多样态。因而，如何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这一主题，需要基于特定的时间、空间、条件创造性地把握，需要有一根“主轴”统摄始终、贯穿其中。综观习近平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这根“主轴”就是：立足中国立场，建基中国实际，顺应中国发展情势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关联。

1.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源”

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习近平关于科学社会主义重要论述的首要问题。从哲学上分析，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本源与派生、源与流、根与枝的关系。

习近平善于把复杂的事情用简单的比喻讲清楚，给人以深刻启迪。他常引用以下古语：“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本立而道生”……在习近平看来，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与“本”，因此，只有在立根固本、正本清源上下足了工夫，才会有强大的免疫力和巨大的抵抗力，才能有效驱除侵入党内肌体的“病毒”。

作为根、本、源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其历史流变中可能产生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在价值层面、方法论层面、政治立场层面阐述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在不同的时空结构下仍具有普遍适用性，在当下仍需要坚定坚守、积极践行，如关于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发展的价值追求，一切以时间、地点和历史条件的转变而转移的方法论准则，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等等；第二种情形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具体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的转移以及具体条件的易移，在当下可能已经过时，这就需要当代共产党人秉承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对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进行创造性发展，以期得出新的符合特定时空条件的理论、主张，比如如何通过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第三种情形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受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充分的论述，需要今天的无产阶级政党基于现实情势、主客观要素、社会环境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创新和拓展，以期丰富和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比如如何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发展社会主义。在今天，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经”，主要在于坚持“三基”，即其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准确把握和灵活运用“三基”，实质上就把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精义、精粹。

把科学社会主义设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源，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深刻的政治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有益于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活力、生命力的理解。唐代魏征曾曰：“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根固木必长，源浚流必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相反，根深叶茂、源远流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归根到底是以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理论成果。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不了解或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真谛、要义、核心。

另一方面，有助于回应、批驳西方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无理攻击、无端诘责。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显现，尤其是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国内外有些舆论妄图以“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概念替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我国到底搞的是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质疑甚至非议，这主要以伊恩·布雷默发表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09年第3期的文章《国家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等为主要代表。这些舆论的实质在于，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归结为走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用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制度模式、择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范式，其实质是把国内矛盾转嫁给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妄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纳入资本主义的思想谱系，从而达到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独特优势及其优越性的企图。明确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从政治价值而言主要在于：一方面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属性和内在规定性，从性质、取向层面划清了与国家资本主义的根本界限；另一方面，有助于廓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脉、源头，以期说明其源远流长的宏阔历史、彰显其历久弥坚的蓬勃生命力。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范畴

共性、普遍性虽统摄着个性、特殊性，但其存在则需寓于个性之中、其实现则需蕴于特殊性之中，这是事物成长、发展的客观运动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其本质而言，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源头，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形态。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承逻辑予以明确界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 2016年9月29日，他再次重申了这一论断并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能“走得通、走得远”，而且经由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创新和伟大实践还可以走得“更踏实”“更好”。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可以从不同的维度、不同的视野予以提炼，但其中有一条是最基本的，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必须随着时间、地点、历史条件的转移与时俱进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提供一成不变的教条、一劳永逸的方案，相反，一再要求基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加以解决。恩格斯一再强调其理论“不是教条”，“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社会主义社会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因此主张从事实而非原则出发，反对对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作僵硬、固化的界定，认为要在“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中国共产党人开创并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一理论逻辑生成并不断以原创性贡献拓展和丰富的。2008年3月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从12个方面梳理和提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其中，涉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有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等6个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基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得出的深刻结论。根据习近平的理解，这个历史逻辑可以从由近及远、具有内在关联的六个维度进行分析：一是改革开放以来40余年的历史逻辑，二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历史逻辑，三是建党百年的历史逻辑，四是鸦片战争以来180多年的历史逻辑，五是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的历史逻辑，六是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开创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但若要全面了解其形成和发展的脉络、深刻把握其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则应放到更久远的历史语境、历史演进中去认识。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的伟大创造性实践，生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形态。这一形态，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即包括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位一体”的总体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主要体现在：一是道路的特殊性，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遵循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运动规律，又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核心取向以及中国特有的国情、实际；二是理论的特殊性，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基本原理，又基于时代维度和中国的情势、规划的目标进行与时俱进的发展；三是制度的特殊性，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而且具有明显制度优势和强大自我完善能力；四是文化的特殊性，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仅秉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积淀着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五是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内在联系和有机统一。在习近平看来，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这四个要素是有其内在统一的逻辑：道路是实现路径，是理论的基础、制度的运行实践、文化的现实“映像”；理论是行动指南，是道路的前行“航向”、制度的内在运作机理、文化的基石；制度是根本保障，是道路的秩序之维、理论的结晶、文化的沉淀形态；文化是内在支撑，是道路的精神标识、理论的内核、制度的价值。归根结底，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这四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之中、成长之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形态，是实践的产物，也必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有效实践和成功开拓，不仅使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而且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旺盛生命力，使其在新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具有多向度的意义，其中之一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而深远的标志性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正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正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这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传续和传扬具有重要的价值。

三、习近平对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创性贡献

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原创性贡献，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囿于特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条件，难以对社会主义实践中碰到的具象化问题予以明晰阐析。尤其是，伴随世界格局结构的急遽衍化以及中国发展现实情势的加速变革，既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需要及时破解并从理论层面予以科学回答，又有许多基于实践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理论课题亟待回应和解答。另一种情况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虽然对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些基本问题、重要命题有所阐发，但没有具体、深入地展开翔实论述。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基”上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既没有普遍适用的法则可遵，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这两种情况，为后继者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巨大的理论创新空间。有鉴于此，习近平对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创性贡献是多方面的。

1.首次清晰定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历史阶段，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任何事物发展都要经历一定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社会形态，有特定的边界、界限，因而存在其区间如何界定的问题。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在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门槛”之后，通过现代化建设实践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有过大致的、初步的、原则化的构想。然而，由于时代条件的掣肘，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也就是后来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需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如何划分这些阶段，并没有明确阐述并进行深入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明确阐明并详细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之“建立”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如何从“不发达”的“初级阶段”走向“比较发达”的“高级阶段”，但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没有作出更加明确、更加具体的界说。

继2017年“7·26”讲话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后，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明晰战略性判断。“新时代”这个术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在不同语境下使用过，但明确把其与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结起来，却是习近平的独特贡献，诚如其所言“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新时代”这个重大创新性判断，意涵深刻、意蕴深厚，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已有了新的历史定位和更为聚焦的战略定向，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新的发展，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新的历史发展征程的开启。

2.首次擘画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体系结构与建设路径，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在既往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对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效开展国家治理，并没有提供一个完美的答案。习近平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方面的原创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明确提出“国家治理”这个新概念，并对其基本内涵、基本要素、价值目标、基本原则、建设取向等基本问题作出全面回答。恩格斯曾言：“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这个概念并把其区分为“体系”和“能力”两大要素，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又对这两大要素的基本要旨及其内在逻辑关联进行了清晰界说。在他关于国家治理的界定中，不仅包括静态的国家治理体系建构，而且包括动态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动静结合、有声有色、有血有肉，立体感强，突破和超越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重“结构”轻“行动”或重“行动”轻“结构”的极化取向和内在局限。

第二，“国家治理”这个概念，简言之，就是“国家+治理”的有机整合。“国家治理”是国家主导下的多元、多维社会治理，契合中国目前发展现实，是一个解释力强、阐释力高、兼容性佳的分析性概念和学理框架，是习近平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贡献。

第三，深刻透视国家治理的内在发展结构，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国家治理，从外在层面看，体现为“体”，即有形的国家制度形态及其有效运行；从内在层面看，则体现为“魂”，即无形的国家制度的核心价值和文化形态。一外一内，一体一魂，共同构筑成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在结构支撑。这样，现代国家治理不仅能有效吸纳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国家制度建构的基本理论主张，而且能够有效吸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元素以整合多元社会价值观、凝聚多元的价值取向，最终形塑起国家建构与建设的最大合力。

3.首次强调党的领导之于社会主义的首要本质特征以及凸显政治建设在政党自身建设中的首要地位，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习近平对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有许多重要论述，对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学说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第一，把党的领导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本质规定性的认识。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对区别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分析，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只是从原则视角、宏观维度、一般特征进行提炼。毛泽东、邓小平等都曾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从中国的立场、中国的视角作过概括。但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最本质的特征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说。在2013年12月1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一个“最”字画龙点睛、点石成金，把党的领导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其他方面的本质特征的重要性程度予以了区分、排序，充分凸显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和建设中的战略价值。此后，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党的十九大等诸多场合反复强调这一观点。尤其是，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这个重大判断加进宪法总纲第一条第二款，实现了党的领导由政治原则向宪法规范的转化，为在法制层面强化党的领导、发挥党的独特优势提供了厚重的宪法支撑。这一判断的深刻意义在于：一方面，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维度。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日益拓展，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特征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这一重大政治判断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最新认识成果，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鲜活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优势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较于其他社会制度形态有诸多独特优势。比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经济优势，民主与集中有机结合的组织优势等。其中，最为重要的独特优势是党的领导。早在2012年6月，习近平就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党的五大独特优势的重要观点。

第二，把党的自身建设“嵌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布局结构之中。在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生活的年代，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主要任务在于如何“打江山”。列宁虽对执政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作过一些尝试和探索，但许多很好的构想在实践中并未得到有效的落实。在新时代，习近平深入思考如何把党的自身建设有效置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布局结构之中，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第一次把“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列，完整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二是在党的十九大首次把“建设伟大工程”与“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并列，完整地提出“四个伟大”，并明确强调这“四个伟大”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不仅仅是党自身建设的问题，不是为了党建而党建，而应把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紧密相连，把党的建设由以往认知框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外在支撑要素转变为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举足轻重的内在构成性、决定性要素。

第三，凸显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结构中的统领性地位。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点。进入新时代，国内外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尤其是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社会思潮甚嚣尘上，这些思潮的根本目的在于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基于国内外、党内外情势的深刻变化，习近平在许多场合特别强调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等。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视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并以此统领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反腐败诸方面建设，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意涵深邃、意味深长：完善了党的自身建设的要素，拓展了党的自身建设的体系，重置了党的自身建设体系的内在结构。

4.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共同体思想

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2015年9月，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从关系、安全、发展、文明、生态五大维度全面擘画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路径，从理论层面进行了初步建构。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不断充实、丰富，实现了对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创性发展。

第一，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拓展。马克思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演进逻辑的考察得出三大依序、梯度发展的结论，其核心性标识分别是“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与此相应的共同体形态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认为，在人类诞育初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极度贫乏以及生存环境的极端凶险，人们为了生存、生长必须依赖相互间的关怀和支持，于是基于血缘、地缘为联结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应运而生，即“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随着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确立，个体开始摆脱自然共同体的约束获致了一定的相对自主空间。然而，由于私有制的成长以及基于此的分工的扩展、分化的加剧，个体的特殊利益与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开始出现不一致甚至张力，因而，“虚幻的共同体”应运而生。“虚幻的共同体”的存在与存续，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逻辑的主导，在现实中不可避免带来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紧张，经济层面的矛盾必然衍化为政治层面的阶级间的冲突，因而这种共同体对无产阶级而言是“新的桎梏”。如何解除这种“桎梏”进而使人不仅摆脱对人的依靠而且摆脱对物的依赖，马克思认为只有到未来“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这种“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最终实现。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作家深刻揭示了从“虚幻的共同体”走向“真正的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然而，其具体路径则需要基于不同的历史条件进行创造性的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究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利益共同体”的形态，并非类型学意义上的社会形态。当下我们所处的世界场域和发展环境，在阶级力量对比结构、社会心态、国际格局等方面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有很大差别，“虚幻的共同体”存在异化的趋向，其“退场”尚需时日，总体上处于从“虚幻的共同体”向“真正的共同体”过渡的转变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习近平针对现实的国际局势和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风险挑战提出的，其原创性贡献主要体现为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践行。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危机中，我们提出中国倡议、交出中国答卷、贡献中国智慧、展现中国担当，与各国人民共克时艰，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第二，实现了对普遍交往思想的创新性发展。其重要贡献体现在：其一，以合作、共赢思维取代对立、对抗思维。习近平基于现实情势强调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交流、交往，不同文明之间的共生、共赢，不同国家之间的和平、合作，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主张秉承“共同价值”而非“普世价值”，以“合作共赢”替代“零和博弈”。其二，通过“普遍交往”的建立实现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的演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献中深刻阐释了世界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基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的“普遍交往”的建立是促进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走向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向。世界历史演进的趋向是明晰的，发展路径却是曲折的。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世界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始终在相互竞争中发展，社会主义既有凯歌行进的时期，也曾遭受严重曲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命运共同并非社会制度共同，而是要在尊重差异、超越隔阂的基础上通过交往实现有机融合，最终走向共产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贯穿着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的交往思想，更重要的是把这一理念转变为实践方案、行动机制。比如，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搭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

此外，习近平关于科学社会主义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还有诸多方面。比如，他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创造性践行了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之中，进一步优化了社会主义的建设路径。又如，他明晰并丰富了协商民主的基本意涵，深刻把握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逻辑关系，发掘了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多维建构路径，实现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民主政治学说的创新性发展。再如，他提出“摆脱贫困”的构想，实施精准扶贫脱贫的方略，扎实践行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的创造性发展，等等。实践表明，习近平关于科学社会主义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既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也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旺盛生命力，是中国共产党坚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重要来源，为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指引。

参考文献：

[1]姜辉：《中国社会主义70年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5期。

[2]辛向阳：《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马克思主义“活板”》，《思想教育研究》2018年第10期。

[3]刘志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习和理解习近平关于坚定道路自信的论述》，《党的文献》2016年第3期。

[4]吴家庆、陈德祥：《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7期。

[5]秦宣：《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作者：康晓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