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下，跳出“惯性思维”，区分病灶和病根，聚焦预期和信心变化而实施旨在稳预期、强信心的精准化操作，无疑是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巩固和增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态势的当务之急。

02

稳预期、强信心系当前

宏观经济治理的重头戏

从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的全国两会，所作出的一个极富战略调整意义的决策部署，就是用“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替代了此前的“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对比“新三稳”和“老三稳”，其中发生的突出变化主要有两个：一是稳预期替代稳物价进入“三稳”序列，另一个是稳预期先后跨越稳就业、稳增长而居于“三稳”之首。这意味着，在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这一关系链中，稳预期是基础和关键。

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健全预期管理机制”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而纳入“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总盘子，到今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围绕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而提出“稳定市场预期，增强社会信心”，均突出强调、一再凸显了稳预期、强信心的重要性。

细究起来，隐含其间的逻辑就在于，只有居民和企业的预期稳定了，信心增强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的矛盾和问题才可随之减轻，源自需求和供给两翼的矛盾和问题才可随之化解。也只有居民和企业的预期稳定了，信心增强了，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和保障。也只有在稳预期、强信心基础上着力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应对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的外部环境才会有足够的底气。所谓预期和信心比黄金还重要，说的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这启示我们，伴随着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深刻变化，中国宏观经济治理的重心在向预期管理迁移，稳预期、强信心越来越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治理的重头戏。

03

对于预期管理的意义

不可限于一般性理解

对于预期管理的意义，如下两个基本事实值得特别提及。

事实之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之下，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叠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显著增加，由此带来的预期和信心频繁变化、不断调整常态化，很可能是大概率事件，而绝非限于一时和短期。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治理上的各种对策、举措“对冲”预期和信心的变化、调整，从而实现稳预期、强信心的目标，将越来越成为考验宏观经济治理成效的关键要素。

事实之二：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人们对于更高层次、更广范围的美好生活需要，虽然涵盖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但重点拓展且越来越成为重心的更多是精神层面——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在此背景之下，人们不仅对于经济运行状况的关注度和敏感度不断提升，而且人们的预期变化越来越成为左右经济运行状况的敏感因素。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治理上的各种对策和举措及时回应大众关切，引导并稳定社会预期，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宏观经济治理的成效。

这提醒我们，对于预期管理的意义绝不可限于一般性理解，而要有更深刻、更长远的考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健全预期管理机制既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当务之急，更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中之重。

04

预期管理的关键在于对症下药

宏观经济治理如同医生用药，对症是关键。只有坚持对症下药，才能收到治病或药到病除之效。倘若开错了药方，药不对症，则不仅治不好病，还极有可能产生副作用。

应当承认，对于我们，预期管理还是个新课题。预期管理和传统意义上的需求管理或供给管理虽然都是宏观经济治理的内容，但毕竟属于不同层面。跳脱出需求一侧或供给一侧管理的视野局限而深入到预期管理层面，意味着宏观经济治理的复杂性加大了，相关工作的难度也加大了。

从对症下药的意义看，当前宏观经济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集中体现于：不仅要分析什么样的举措和对策确实同预期和信心有关，而且要分析什么样的举措和对策确实有助于稳预期、强信心，从而确保所推出的举措和对策确实奔着稳预期、强信心而去。

稳预期、强信心的确离不开作为常规选项的宏观政策的支撑和支持，但必须在此提及的是，面对预期和信心，传统意义上的宏观政策作用终归有限，系有效性和有限性同时并存。支撑和支持稳预期、强信心，实施预期管理，除了宏观政策之外，还要依托于根本之道——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稳预期、强信心提供体制机制保障，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实施预期管理、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夯实体制机制基础。

这又告诫我们，准确把握预期管理与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的异同点，避免将旨在稳预期、强信心的预期管理相关操作简单等同于“逆周期调节”操作，是恰当实施预期管理、健全预期管理机制的关键所在。

说到这里，可将上述的讨论结果概括为一句话：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当以健全预期管理机制为重心，当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根本之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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