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逸麟口述历史：恩师谭其骧先生在学理上较真在学界是众所周知的

发布日期：2024-09-18 17:24

来源类型：猫眼娱乐 | 作者：山口马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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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7年初跟随谭其骧先生治学，至1992年他离去，三十五年程门立雪、耳濡目染，先生的为人、治学之道已融入我的谋生为学之途，此生受益非"感恩"一词所能表达。谭先生为学一甲子，桃李满天下，我在他的学生中绝不是最具才华的，也不是最有成就的，但在共同经历那些年的疾风骤雨后，我认为自己是能与他推心置腹、风雨同舟，从不违背他的意愿的弟子。

谭先生是我国当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是他们那一代学者里的带头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前身是沿革地理，研究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沿袭传承。比如讲，汉晋时代的一级行政区划是州，唐朝后期又称道，宋代叫路，元明以后又称行省或省。省以下的二级政区也时有变化。过去主要搞历代政区沿革，也有些考证性的文字会涉及河流的变迁，但只是少量的。中国的地理学过去是历史学的附属学科，是为历史学服务的。譬如读历史读到某次重大战役，就考证战场在什么地方；古代黄河是流向天津后入海的，到了宋代以后，黄河又东南流向徐州汇淮入海了；此等种种，只是为读史服务的。近代以来，西方的地理学传进来以后，地理学才成为自然科学的专门学科，不但要晓得它然，还要晓得它所以然，为啥道理宋代以后黄河不朝天津流、要朝山东流？它的影响如何？背景如何？现代地理学传进来以后，不但要研究沿革，还要研究气候、经济、人口、物产，所以历史地理学逐渐从沿革地理学演变形成现代历史地理学科了。

谭先生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带头人，对中国历史上的疆域确定是有很大贡献的。1959年，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不好，中苏关系也不好。当时，国外一些反华学者，专门写文章讲中国边境问题，讲历史上中国国界始终是长城，长城以外的领土不属于中国。这些说法在国内反响很大，史学界反响更大。那时，我们正在重编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杨图就是只画中原王朝的，没有东北、新疆、内蒙、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如果我们还是按照杨守敬的格局，不就证实了那些反华学者的论断吗！这个问题，从政治角度讲，谁都会义正词严地回答说中国应该是包括五十六个民族在内、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但是作为历史学者，如何从学理上来论证、厘清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呢？什么叫做历史上的中国呢？谭先生就这个问题专门做了研究，打了报告，写了文章。他的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应该是1840年以前、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把中国领土分割出去以前、清朝鼎盛时期的疆域，这个疆域是从秦汉以来、两千多年间多民族长期交融形成的、真正代表中华民族的最后疆域，这个疆域以内所有的政权及其领土，无论历代皇朝管不管，都是历史上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谭先生的这个观点，我想绝不是应势而为、如历代御用文人按君主旨意捉笔代言那样，而是长期潜心研究、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最佳表述。

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对中国的疆域，可以写很多文章来讨论，无论是从史实上来探讨，还是从理论上来探讨，后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评判谭先生的这个观点，也可以不同意，但我认为谭先生的表述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无论是从学术上来讲，从政治上来讲，都是非常有理有利的，特别是在外蒙古问题、台湾问题上。

因为在晚清以前，中国实际上没有一个很严格的疆域概念，所谓边界啦、疆域啦，都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后才有的。中国历史发展的变化很大，你要确切地讲哪一个时间段里那一块领土属于中国，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得很清楚的，有较复杂的历史过程。譬如欧洲吧，若要画希腊历史地图集，画德国历史地图集，也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我们画历史地图，必须有条线，非得要有一个范围，必须得有可操作性，谭先生的观点正是最具可操作性的。我认为谭先生的做法，在今天这个时代，在国际交往上、在学术可行性上都是最可取的。

早在1955年初，从谭先生被召入北京主持重编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工作起，中国的历史疆域问题就始终困扰着谭先生。画历史地图不是写历史论文，写文章可以通过文字来述说疆域的变迁过程，画图则要用不差分厘的一条实线来表示。谭先生提出，我们今天画中国的历史地图，不能局限在杨守敬的只画中原王朝的图上，一定要包括历史上的蒙古、东北、新疆、西藏、青海、西北，还有西南地区。但吴晗等北京的几位领导，并不是在学术上不赞同谭先生的想法，而是出于早日完成毛主席交办的任务的动机，不赞成谭先生要伤筋动骨地重起炉灶、重新绘制的做法。1959年的国际形势陡变，间接促成了谭先生的想法得以实施；吴晗等"杨图"委员会主要领导在与谭先生意见相左几年后，终于同意按照谭先生的思路制图。1959年元旦，谭先生等在吴晗家的一次工作讨论会上，决定不再使用"杨图"，而是以最新测绘的今地图为底图。1960年6月，"杨图"委员会决定将中原王朝以外的少数民族和边疆政权纳入画图范畴；1963年5月，"杨图委员会"又进一步确定了以1840年以前的中国疆域范围为基本版图，每个王朝都选定一个标准年代来作为画历史地图的疆域范围；由此，重编改绘"杨图"项目全面转入了编绘中国历代疆域政区地图的新阶段。这个重大转折，不仅实现了谭先生的夙愿，更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发展的一个标志性节点。1973年1月，在谭先生主持的一次与协作单位的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概念，第二年，在周总理委派外交部主持的审图会上，正式确定为《中国历史地图集》。

当时受极"左"思潮影响，有的学者存在这么一个观念，不管东南西北，疆域画得越大越好。譬如画唐朝的疆域，西面一直画到帕米尔高原，东面一直画到朝鲜半岛。唐朝最盛的时候是曾踞有过这些地域的，但这不是在同一时期踞有的，有东面的时候，西面还没有；有西面的时候，东面已经失掉了，所以谭先生不同意那种画得越大越好的想法。一个朝代三百年，疆域有进有出，你画哪个时期呢？所以谭先生采取对每个朝代都先确定一个标准年代的方法来解决：首先，对于有现成文献资料的就参照史书，如西汉就按照《汉书·地理志》选其末年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其次，凡统一王朝的，就选其疆域政区比较稳定的时期；最麻烦的是分裂时期，如南北朝、宋辽金，除考虑上述标准外，还要选择其并存时期，以观一个时代的形势。

作为历史地图集主编的谭先生，最令他头痛的、也是最消耗他精力的是关于历代边界线画法的讨论。因为这不仅是个学术问题，在当时更是个政治问题。例如内部本出版后，云南的方国瑜先生在一次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图集中西南边疆存在严重政治问题，这意见被反映到内刊上。谭先生为此写了一份材料，对清代中后期中越边界上"三蓬"归属问题、关于台湾地区的处理问题、关于唐图中今开远市的南界画法问题，都作了详尽的回复。方国瑜先生长期生活在西南，对云南熟悉得不得了。新中国成立前，他曾住在有云南王之称的龙云家里，编《新纂云南通志》，龙云对待这些学者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开玩笑就称方为"云南王"。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方的信自然引起了北京高层的关注，除了很快答复他外，还迅速将信转给谭先生处理。谭先生自然不会认同把中原王朝以外的政权视作隶属于中原王朝的地方政权的有悖于历史事实的观点，也不会迫于政治压力而改变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谭先生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是很费脑筋的，他是主编嘛，最后总要协调种种不同意见。

还有中国的周边国家，如已经不在今天中国版图上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就坚持把它画进中国版图，虽然根据雅尔塔协定，1946年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但历史上它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元朝的时候，忽必烈还占领了北京呢。所以谭先生一直讲，中国的疆域所以这么大，应该感谢少数民族，是少数民族作为嫁妆带进来的。蒙古是蒙古人的本土，他占领中国以后，把蒙古带进来了。因为汉族王朝，比如汉武帝也好，唐朝也好，明朝也好，也都曾经打到蒙古高原上了，但是汉王朝不要沙漠地带，因为汉王朝主要都是传统的农耕民族，面对这么广袤的沙漠地带无从治理，打过去后又都退回来了。所以谭先生讲，搞学术就是要求真，不好曲意为政治服务。

严格讲起来，古代中国是一个地域概念，不是一个国家概念。在春秋时代，中原地区、黄河流域的几个国家自称是中国；楚人就不承认，认为自己是蛮夷；到了战国以后，楚人才承认自己是中国。中国的概念实质上是后来逐步扩大的。中国真正作为国家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实际上是辛亥革命以后。国界的概念，也是16、17世纪资本主义发达以后形成的，人类早期荒无人烟的地方很多，哪有什么国界线啊！国跟国碰头了，才有国界线呀。现在国际上都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定下来的国界作为国际公认的标准。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第七、第八册的出版曾耽误了两年时间，就是和外交部在台湾问题上有了争论。我们在地图上标注的不同色块都是以史为据、有原则的。外交部的意思呢，明朝的台湾和福建要画一个颜色，谭先生不同意。明朝的时候，台湾不属于福建，台湾可以画中国的颜色，但不能画福建的颜色；康熙以后，台湾才可以和福建画成一个颜色。这个问题和外交部争论不下来，但图集没有谭先生的最后签字就不能付印。谭先生的态度也很坚决："我是实事求是的，你们一定要按外交部的意思做，把我主编名字揩掉，我不做主编；要不，我就不出了。"不出怎么行呢？那时国外学者纷纷写信，因为第六册出版已两年了，翘首以盼第七册呢！中宣部也不敢做最后决定。最后这个官司一直打到胡乔木那里，因为胡乔木是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的指示是听从学者的意见，最后还是根据谭先生的意见出版了。谭先生经常讲，不实事求是的、虚的话，在国际上、在学术界是拿不出来的、站不住脚的。1987年，谭先生赠我一条幅，首句即"治学为求真，别无他求，求得真必有用，违真终无用"。这就是谭先生恪守终生的治学理念，也是他对后学我辈的期望，更是几代谭门弟子的为学守则。

谭先生在学理上的较真在学界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他的学问在史学界里是很被人佩服的，我们跟着他参加专业会议时就能感受得到。我们这个历史地图集，当时是集中了全国的学术界精英来搞的。比如说东北，我们就请了中央民族学院的专家参加；蒙古，我们请了南京大学的韩儒林教授，他是国际上有名的蒙古史专家；西北，我们请了冯家昇先生，他也是国际上有名的西北史专家；云南，我们请了方国瑜先生，是我们学术界的"云南王"嘛。邀请一流的中国边疆史专家来参加这个工作，质量是完全能保证的，但随之而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相互协调问题。我们都是谭先生的学生辈，当然全部听谭先生的，他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但这些教授和谭先生是同辈的，他们画出来的图和中原图有矛盾，最后就得由主编来协调，谭先生这个工作是做得非常好的。就各地的具体问题研究来讲，这些边疆史学者做得比谭先生要深，因为人家专门搞蒙古、专门搞新疆嘛，但谭先生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全国的总趋势他非常了解。因为他到底几十年搞中国历史地理，讲东北、蒙古、西藏、新疆，大的趋势他都能讲得出来，所以他们对谭先生是很佩服的。还有一个优势，谭先生几十年来一直是搞历史地图的，这些学者在研究地方史方面比谭先生深，但编历史地图就不如谭先生有经验了。此外，谭先生在史学界长期积累的人脉，也是他胜任主编的重要优势。韩儒林先生、冯家昇先生与他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是老朋友，都在北京，一个学术圈的，都是禹贡学会的会员，也都是顾颉刚先生的学生辈，抗战开始大家分散了，他们对谭先生是既了解也佩服的。记得当时他们之间非常频繁地通过往来信件进行讨论，最后都交由主编谭先生协调定稿，他们管谭先生主持的历史地图项目叫"谭图"，以对应清代杨守敬的"杨图"吧。

谭先生的另一特点就是做学问非常认真，做事非常仔细。1934年初，谭其骧先生与其师顾颉刚先生在京筹组了"禹贡学会"，同时创办了《禹贡》半月刊。"禹贡"源自我国最早描述自然、人文地理概貌的经典之作《禹贡》。那时，谭先生跟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在工作中也有不和谐之处，因为两个人的治学作风不一样。顾颉刚先生喜好大手笔，他制定的研究计划往往非常庞大，不拘细节；谭先生则非常严谨，哪怕是细枝末节都严格把关。那时他们一起策划、出版禹贡学会的会刊《禹贡》半月刊时，顾颉刚叫谭先生负责编辑。谭先生把关很严，有的来稿，他认为还不够发表水准，准备退稿，顾颉刚先生则认为从提携年轻人出发，马马虎虎算了，还让谭先生帮着改改。谭先生因此有所抱怨，如此降格以求，还让我帮着改，别的事情没法做啦。有许多事情，顾颉刚喜欢以自己的名义揽下来，再让其他人做，这在国内学界也是很常见的。谭先生则不然，他事必躬亲，从不做挂名的事；谭先生从来没有跟他人合作写文章的，从来没的；他更不会在审阅过的我们学生辈写的文章后面署名，绝对不肯的。

1977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要编一套中国自然地理丛书，含气候、水文、动物、植物等学科。其中一本《中国历史自然地理》交谭先生主持，这个主题以前还没人写过。我负责其中黄河部分的撰稿，我把写完的初稿约七八万字给他看，他竟花了几周的时间对全文进行校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其中有几页稿纸上，他批改的文字比我原稿的字还要多。1978年2月1日谭先生中风后，遂请杭州大学的陈桥驿先生代为主持最后的统稿、审稿工作。陈桥驿先生就拉我一起搞了二三年吧，于1982年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我们不像谭先生，人微言轻，作者又都是名家，所谓统稿、审稿，也只能在文字统一上做点工作。谭先生见书后，在一次聊天的时候说起，他对这本书不满意。我们私下开玩笑，谭先生假如不生病的话，这本书起码要延迟五年才出得了。他很严格的，作者的稿子，即便是名家所著，他也都严格把关，精益求精。

学生若做拆烂污的事情他会不高兴的，但是有时他的顶真也让我们为难。所里有位青年教师写了一本书，想出版也很正常，请他审阅。谭先生看了以后就讲这不行那不行，必须修改。作者讲改起来有困难，意思是就这么交稿了。谭先生说，"既然改起来有困难么就不要出版了"。我在一边看着也左右为难，心想谭先生您是名教授了，不出书无所谓呀，人家青年教师出不出书关系太大了，考核晋级、升职称都是有硬指标的呀。就这样，晚年的谭先生，还是始终坚持他的学术标准，有时也就难以理解年轻人的心态和要求，不会从年轻人的角度换位思考的。

谭先生处事也不是不近人情的，有件事我至今感恩、铭记在心。我们编撰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时，谭先是主编，另设四个副主编，因为这部《历史地理分册》有国内许多单位参加，也要给其他单位安排副主编位置，实际上稿子都是交我看的，我的角色就像现在的常务副主编。作为副主编，我的任务主要是两方面：第一，内容是不是正确；第二，文字是不是精炼。我看好的稿子，都交谭先生再看，稿子多不过，全部看也不现实，谭先生往往抽着看。有一次我改的一个条目，文字是改得精炼了，但内容改错了，谭先生抽着了。他老客气地轻轻地跟我讲："老邹啊，你这条文字改得是比原稿要好，但这地方改错了，这你要注意哦，把人家对的改错了，最大的犯忌哦！你是副编，不好想当然，我看得出的，你这条是想当然改的，没有查书。认为这个心里有把握，没有问题的，实质上他原稿没错，你改错了。"回到家里我一直在想，谭先生真是给我面子呀，既感激又惭愧。谭先生就是这样，对年轻人既老关心爱护的，也老认真的，他曾以《论语·子罕》篇中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八字勉励我，真是一语中的啊！

在学术上那么认真的谭先生，在生活中恰恰相反，是大大咧咧、随随便便、性格很开朗的一个人。刚认识谭先生的时候，就看他抽烟抽得很厉害，同时抽三种烟，板烟、雪茄、香烟。开会的时候，他往往抽板烟，因为板烟很香，能让吸二手烟的我们也一起香香；平时则抽香烟，抽到什么程度呢？即便烟灰掉在身上也不掸掉，看起来邋邋遢遢、不讲究的。七十年代初，发现他一下子就戒了烟，事前就看他不停地咳嗽，不明就里的我不由得好奇，就问他："谭先生你烟瘾这么大，怎么一下子就戒掉了？"原来他一再咳嗽，咳得晚上都无法平躺安睡，去看医生，医生说，"你若继续抽烟，就不要来找我了，回去吧，治不好的"。他只好果断地把烟戒掉了。我问他烟戒掉以后难受不难受，他说白天还好，忙起来也顾不上，就是晚上做梦都在抽烟。

1957年的时候，谭先生家里有两个人被打成右派，对他的打击很大。一个是他太太李永藩，是小学教师；一个是他大儿子谭德睿，当时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后来也是很有名的学者，上海博物馆搞青铜器的专家。谭师母被打成右派以后，辞职不干了。家里两个人打成右派，谭先生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他在日常工作中从未表现出任何异常情绪。他从不和我们提及这种事情，我们也知趣地避开这个话题。老实说，谭先生也就因为毛主席交办的历史地图的任务在那儿，无人可以取代他，才在反右运动中幸免于难。主管我们的党委副书记徐常太在"文革"中写检查时曾交代，谭先生当时确是有右派言论的，他出于保护目的，曾暗示谭先生保持缄默。

整个"文革"期间，谭先生吃苦头倒还不是很多的。但"文革"初期，1966年的8月份，所有高等学校都有一个"斗鬼风"，专门斗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谭先生那天出来看大字报，不知道被哪个教师看到，用手指着他说，"这就是谭其骧"。轰，周围在场的学生一拥而上，围起来斗他。因为"文革"前谭先生担任系主任，又要编历史地图，不大给学生上课的，所以学生大多不认识他。那天我不在现场，并非亲眼看到，是事后人家告诉我的。据说斗得非常厉害，拿竹编的高帽子戴在他头上，把一桶墨汁倒在他身上，还有谁打了他两个耳光，把他的眼镜也打在地上，谭先生是高度近视眼，也不知道后来他是怎么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里的。

比较幸运的是，1969年5月，编绘历史地图的工作就恢复了。那时的复旦党委，对谭先生还是比较尊重的。因为不仅历史地图集工作是毛主席交办的，而且历史地理学科也是复旦文科的一面旗帜，复旦领导也感到很荣耀。那时张春桥是上海市委书记，一下子就批了七十万元作为制图的经费，那时的七十万元不得了啊，一笔大钱，当然那时也不会乱花钱。那时候要什么就批，经费是绝对保证的。

历史地图编绘的工作虽然恢复了，但格局却不同了，只让谭先生做最基础的初稿绘制工作；更不可思议的是，竟把主编负责制给否定掉了。自从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成立起，就明确规定谭其骧先生任主编，所有图稿最后得由谭其骧先生看了以后签字，才能交付印刷厂，制图出版单位才给你制图出版；没有谭其骧先生的签字是不能制图的，这就是主编负责制。"文革"时批判主编负责制是资产阶级专政制，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所以改"文革"前的主编负责制为民主集中制，不让谭生负责，而是招了好几位红卫兵来制图，红卫兵要占领这个资产阶级领地，谭先生画的图他们也要审。朱永嘉知道后，曾明确要谭先生最后看一遍，但研究室的某些人还是我行我素之。谭先生就和我们普通人一样，每天上班画图，甚至谭先生所绘之图，还有人要去改，并改错了，简直乱了套。

那时还有一股极"左"思潮，认为中国历史上凡大一统时代就是光明的时代，分裂时期就是黑暗的时代，包括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都是中国历史上黑暗的时代，我们画历史地图不能强调分裂，要强调统一，因此分裂时代的图要简化，光明时代的要画到县一级。1969年以前画好的图，五代十国、魏晋南北朝都画到县一级的，都被删改掉了。实际上，凡分裂时期必定打仗多、变化多，读者才需要更详细的地图。正如谭先生在自传中所述："原来正确的体例被废除，原来编绘得相当详密的图幅被删改得面目全非。"虽然谭先生在学术性的专业问题上还是会据理力争，但对最终结果的处置也无可奈何。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谭先生只能忍辱负重地有限地发挥着作用。所以我一直在呼吁，希望有机会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把那些图重新恢复过来，"文革"前绘制的初稿底稿还都在。

1973年，朱永嘉给谭先生派了一项特别的、业务要求很高的政治任务，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毛主席的大字本注释工作。毛主席希望洪文这些人读点古文，因为王洪文这些人的文化水平不行，就让我们把古文的注释做出来，有的句子还要翻成白话文，印好以后送到北京去，这个工作是朱永嘉负责的。这个工作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文学的，古代诗词等；一部分是史学的，"二十四史"里的一些纪传，史学部分的注释工作就由谭先生负责。朱永嘉是非常看重谭先生的学问的，也深知他的治学态度，因此他最相信谭先生。那时候朱永嘉在上海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看中的、正在重用的人，别人是不敢随便去碰的，这从客观上保护了谭先生。

1977年11月起，我们在上海师范大学（现华东师大普陀区本校）集中了一段时间，为《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定稿，1978年的1月30日才结束回校。2月1日，回复旦第一天上班，我们在办公室讨论下一步的工作，讨论到十一点钟，谭先生回家吃饭，走在路上突然中风了，那时他才六十七岁。进医院后全身检查，说他营养不够。哦哟，他们家里人想不通了，我们也都想不通了，二级教授营养不足，怎么回事呢？后来了解到，他们家是谭师母管家，谭师母不吃的东西是不进家门的。比如说谭师母不吃鸡，他家里鸡不进门的。有一次很有意思，谭先生拉肚子，拉得很厉害，我送他到第六人民医院就诊。我问谭先生怎么搞的，谭先生说昨天晚上在五角场喝了啤酒吃了鸡，吃得不干净，拉肚子了。我说为什么不在家里吃呢？他说我们家里不买鸡的。谭先生的几个子女知道父亲营养不良后都很不高兴，就让谭先生写了一张条子，压在系办公室的一张办公桌的玻璃台板底下，写明谭先生的工资让邹逸麟、周维衍领。周维衍是我们的支部书记，我是研究室业务负责人。这以后我们领了工资就直接交给谭先生，谭先生就给自己买了很多营养品。所以谭先生很欢喜出差，在北京一待就是十天两个礼拜的，我跟王文楚经常要跟着他去的。我们说想回去了，他就不愿意，"你们又想回去啦？"他在京老朋友多，经常有人请他吃饭，晚上请他看戏。七十年代在北京住宾馆，有热水洗澡，有暖气，伙食相对那时家里吃的也都是很好的。

谭先生酷爱昆曲，还能哼唱。只是五十年代以后，社会上就没有什么昆曲演出，所以他对看京剧也很有兴趣。改革开放后，他搬出复旦宿舍，住在淮海中路的小楼里，恰与昆曲泰斗俞振飞为邻，也算缘分吧。1990年，俞振飞宴请昆曲票友，谭先生也忝列其中。1966年"文革"前夕，我们在京开会时，正遇上吴晗编剧的《海瑞罢官》上演，由马连良主演，吴晗当然请老朋友看戏，还陪同一起去了。那次谭先生也将我带了去，他知道我从小就跟着父亲进戏院、喜欢看京剧的。事后听说吴晗问他戏怎样，他连连说不好，弄得吴晗很没有落场势。如果他能预感几个月后吴晗将因此戏触犯龙颜还丢了性命的话，一定不会对老朋友一如既往地直言相告吧。自1978年他中风后，晚上外出看戏不便了，就常将别人送他的戏票转我，也让爱看戏的我跟着沾光。

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有个传闻，胡乔木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不是成立一个历史地理研究所，明确让谭先生做所长。因为《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以后，不仅在学术界、在国内影响很大，在国外也影响很大。谭先生很高兴，说："老邹啊，我要是到北京去，你们去不去啊？"我的家都在上海，还有孩子，而且我对北京的生活也不大习惯，就如实相告；"啊呀，你们都不去，老学生都不去，我一个人去怎么弄法呢。"他遗憾地说道。结果不知什么原因，社会科学院不成立新所了，谭先生的愿望落空了。他很愿意到北京工作，不仅是因为北京老朋友多，他认为北京的学术风气比上海好。从历史学界来讲，北京确实要比上海好，因为谭先生属于史学界的京派。

谭先生不大喜欢上海。浙江大学历史系停办时，谭先生想回北京，他写了一封信给吴晗。吴晗当时是北京市副市长，又是谭先生三十年代的老朋友。吴晗就给谭先生回了一封信，说我们现在解放了，到处都可以为人民服务，还要他服从组织分配。谭先生看了这封信很不高兴，他曾对我说过，吴晗当官了，打官腔。他只好到复旦来了。

1934年初，谭先生在为《禹贡》半月刊撰写的发刊词中，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未来作出了三个期许，即学科建设的三项基础研究工作：编一部详细的中国历史地图，编一部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编一部历代正史地理志汇编，这是那一代历史学家的学术使命和理想。1937年抗战开始，禹贡学会的成员各奔东西，事关学术发展的一切均无可能。二十一年后的1955年，谭先生才有机会实践他的第一个愿望，着手编绘中国历史地图，历经三十三年，他做完了。1978年他开始实施第二个愿望，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体例是他定的，词目是他拟的，好几次审稿会都是他主持召开的，他去世的时候已基本成型，定好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第三件事情，历代地理志汇编，他生前确定了体例，他去世以后由我和周振鹤代谭先生做主编工作。十七本地理志已搞出来七本，是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所以说，谭先生的早年夙愿，生前完成了两个半，现在由我们继续做。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靠一代代学者前赴后继地实践的，我有幸追随谭先生走上历史地理学术研究之路，并在该领域为后人留下一些有点价值的研究成果，从心底感到此生很值。

我没有听过谭先生给本科生上的课，也没有做过他的研究生。而是像旧时学徒跟师父那样，是一个个项目做过来的。1992年前我做的每一个项目都是在他指导下进行的，我写的每一篇文章都是请他审阅后再投稿的。所以我对谭师是感恩万分，我今天还能在历史地理领域里做一些事，完全缘自他的培养。谭师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余年，我们至今还十分怀念他。

【邹逸麟（1935年8月31日—2020年6月19日），祖籍浙江宁波，生于上海。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历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史志学会会长、《辞海》副主编；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民盟第七届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千古黄河》、《中国历史地理概述》、《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副主编)，合著有《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等。发表论文约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