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陕西人口状况

发布日期：2024-09-19 17:20

来源类型：疯说时尚 | 作者：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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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明代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后经10余年战争，于洪武二十年(1387)完成全国统一，结束了元末混乱割据的局面。

　　明代的户口制度，是在前代特别是元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户籍制度较前更加严密，黄册作为一种户籍制度，一经建立，一以贯之，终明一代。因而，明代所存人口史料较为丰富。明朝历时276年，其中138个年代史载有全国户口统计数。受政治、经济诸因素支配，明代陕西人口，总体上较前朝有较大幅度增长。但过程曲折，出现过反复。

　　（一）户籍制度明朝建立初，明太祖朱元璋便急于“籍天下户口”。因为人户和土地是封建国家赖以生存的两大支柱，而土地又要依靠劳动力开发耕种，不掌握户口，不明人丁事产，就不能了解基本国情，征发赋役也就无从下手。由于元末以来连年战争，兵荒马乱，人民流散，田册、户册或毁于兵火，荡然无存，或面目全非，严重失实，不足为凭。

　　明初，政府颁布户帖制。《明史·食货志》载：洪武三年(1370)，“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有司岁计登其耗以闻。及郊祀，中书省以户籍陈坛下，荐之天，祭毕而藏之”。所谓“籍”，通俗也叫“册”。所以，户籍也叫户册，户帖户籍均写明户主姓名、籍贯，全家口数，分为男子成丁、不成丁，以及妇女大口、小口，俱记各人姓名、年龄及其与户主之亲属关系。最后，登录事产，包括不动产(如房屋、田地)以及动产(如船只、耕牛)等之种类与数量。户帖发民户保管，户籍逐级汇总上报户部。户帖制的推行，对于明初的政治、经济、军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洪武三年（1370)起全面实施，迄洪武十四年(1381)编造“黄册”止，一直是明太祖用以管理户口，派征赋役的主要依据。

　　编造赋役黄册，是继户帖制度之后，一种新的户口管理制度。户帖制亦有其不足之处。它“不载户丁等则及田地科则”，容易造成赋役征调轻重负担不均，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同时，户帖上所载人口、事产，又都是静态的，不能及时反映其动态变化，也没有涉及人口与财产如何管理的问题。故漏口、脱户、隐瞒丁产者居多，直接威胁国家赋役征派。

　　明太祖为了在户帖的基础上，更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户口和土地，首先改革地方政权组织，仿前代里甲之制，强化户口管制。元代基层一级的政权单位为“社”，每社50家。明太祖废“社”，编民为里，实行里甲制。通过里甲组织，把本里本甲的赋役管理起来。据《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载，洪武十四年(1381)，明朝第一次有了全国人口统计。这一年，明太祖“以赋役不均，命户部编赋役黄册”。以该年为全国第一次大造之年，以后每十年编造一次。其内容、编造方式、管理程序：第一，在乡村以110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10户为里长，其余百户分为10甲，每甲10人(户)。每年役使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负责一里一甲之事。里长、甲首轮流担任，其先后次序以丁、粮多寡为定。每10年为一周期。第二，城镇同时实行这种管理体制，只是建制单位不同。乡村叫“里”，城中称“坊”，城乡结合部为“厢”。坊、厢的钱粮差役，以及其他公共事务，由坊长、厢长督责，差役由坊、厢居民按丁轮充。第三，每次编造黄册时，每里编为一册。册的前面绘有一个总图，鳏寡孤独不服徭役者，带管于110户之外，列于图尾，称为“畸零”。僧人道士给予度牒(身份证明文书)，凡有田者编入民册，按一般民户征派赋税；无田者亦称为“畸零”。第四，赋役黄册每隔10年，由有关衙门重新核实编造，以丁、粮增减而定里长之升降。册一式四份，一份送户部，其余三份分别保存于司(省)、府、县。呈送户部的那份，册面用黄纸，故称“黄册”。黄册于年终进呈，然后转送南京玄武湖后湖东、西二库收藏。赋役黄册，侧重于户口管理，强调人户统计与控制。一旦黄册编定，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人户不得擅自流动。外出百里之外，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通行证)。其组织系统之严密，层层管制之严格，超越前代。

　　明中叶以后，随着国势由盛转衰，各种制度多遭破坏，赋役黄册逐渐徒具形式。地方政府征税、编徭，往往自行另造一册，称之“白册”。

　　（二）人口的增殖与下降 明代户口数见于史载的很多，然其大多数为全国性户口数据。以行省为单位的分区户口数并不多见，更没有以府、县为单位的分区户口数。唯嘉靖《陕西通志》关于嘉靖二十年（1541)陕西各地户口的记载较为详确（见表1-1-7）。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明代史载户口实为赋役人口，军官及其家属、藩王宗室、隐户、流民均未入籍，实际人口大于史载户口数。

　　明初，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鼓励农民复业归耕，开垦荒地，免租税三年。释放了大量元朝驱口，禁止庶民之家畜养奴婢。在沿边地区大兴屯田，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减免商税，一般三十税一，许可人民开采铁矿，三十税二。社会安定，经济得到发展。从明朝建立到宣宗时（1426～1435)，生产恢复得很快，天下几乎没有荒田，国势渐达最盛，同时人口得到发展。自洪武元年（1368)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前后，陕西人口进入一个持续增长的时期。其间虽有起伏，但总体呈不断上升的态势。《明史·食货志》载：永乐元年(1403)，“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明成祖实录》卷25记载，当年全国总计1 141万户，6 659万人口。明代，陕西行省包括今陕西、甘肃两省。据《明史·地理志》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陕西行省共有294 526户，2 316 569口。吴镇烽《陕西地理沿革》估算，其中陕西境内有户208 624，人口164万，比元代增加4倍多。永乐十八年(1420)，明成祖迁都北京，防御外族入侵的前沿北移，北方社会安定，更有利于人口增殖。正统年间（1436～1449)，陕西一带遭受重灾荒，百姓逃往河南就食者万余户。据《明史·何鉴传》载，弘治十八年(1505)，何鉴往河南、湖广、陕西三省阅实人口，“得户二十三万五千奇，人七十三万九千有奇”。几经灾荒，但恢复得较快，人口仍保持增长的态势。弘治四年(1491)，陕西行省有户306 644，人口3 912 370。吴镇烽《陕西地理沿革》估算，其中陕西有户216 992，人口达到277万，较明初增加了百余万。史载户口中，皆为政府版籍 “民户”数。明代有各种户籍，分别隶属于中央各部。就中央各部而言，他们所统计的人口其实都只是全部人口的一部分。户部仅统计民户，工部统计匠户，兵部统计军户等。地方政府统计人口时，往往分类统计各种人户，分类上报中央各部。嘉靖二十年（1541)，陕西行省有户363 607，人口3 526 064。其中陕西在籍民户285 247户，2 650 677口。之后，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60年间，陕西境内未发生大的战事，社会较为安定，人口有较大幅度增长。期间，嘉靖三十四年腊月十二日(1556.1.23)，关中发生8级以上特大地震，震中在华县，陕西渭南、华县、华阴和山西永济四县震灾最重，史称“华县地震”。据《明史·五行志》载，“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寅，是日山西、陕西、河南同时地震，声如雷，鸡犬鸣吠。陕西渭南、华州、朝邑、三原等处，山西蒲州等处尤甚。……河清数日，压死官吏、军民奏报有名者八十三万有余。……其不知名未经奏报者，复不可数”。陕西全境死亡人口未有确切记载，明代李思孝所编《陕西通志》载，“……壬寅夜地震，声如雷，山移数里，平地坼裂，水溢出，西安、凤翔、庆阳诸郡邑城皆陷没，压死者数十万”。估计陕西此次震灾损失人口至少在40万人以上，但大地震之后，人口又缓慢恢复和增长。据嘉靖《陕西通志》载，嘉靖二十年（1541)，华州有48 155口，华阴县有35 257口，蒲城县有83 692口，朝邑县有62 627口。到隆庆六年（1572），华州增至49 681口，华阴县38 359口，蒲城县89 902口（隆庆《华州志》），至万历年间，朝邑县也增到64 540口。据《明史·地理志》记载，万历六年（1578)，陕西行省人口由嘉靖二十年的3 526 064口，增加到4 502 067口，37年间，增加了近100万人口。

　　万历二十八年（1600)至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明王朝日趋衰落，统治集团内部党争达到高潮。土地空前集中，大量农民沦为佃农、雇工和奴仆，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土地兼并日趋激烈，赋税徭役进一步加重，大户隐瞒土地现象严重，农民流亡数量很大。据官方统计，全国耕地由明初的850余万顷降至429万顷，少了一半。户口由永乐年间(1403～1424)的2 000万户下降到900余万户，农民流亡数量巨大。熹宗天启七年(1627)，陕西大饥，澄县知县张斗耀向农民勒逼租税，催征峻急。三月，贫苦农民王二率饥民冲入县城，杀了张斗耀。由此，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很快起义遍及陕西中部和北部。此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这一时期，高迎祥、李自成率义军转战陕、甘，明军残酷镇压，战乱长达七八年之久，直至公元1644年明王朝灭亡。官军损兵折将，义军奋勇牺牲，战火难免伤及无辜百姓，加之时值灾荒，陕西省人口大量外流，一直持续到清初，致使人口锐减。

　　明嘉靖二十年（1541)陕西在籍人口（民户）表

　　表1-1-7

　　注：数据来自嘉靖《陕西通志》卷33《民物一·户口》。醴泉县户数，《陕西通志》似为1759户，此处据《全陕政要》作2759户。临潼县户数据《全陕政要》资料。明嘉靖二十年（1541）陕西境内实际人口数表

　　表1-1-8户口种类户数口数在籍户口民户285 5472 650 677卫所屯军、军官及家属138 345691 725未列入政府户口统计人口奴婢——约30 000秦王府——约15 000隐 匿——约200 000逃户（流民）——约900 000妇女小口——662 669陕北明长城以北少数民族——70 000合计5 220 071注：摘自薛平拴《陕西历史人口地理》。表格画横线处数字不详。

　　二、清代

　　（一）户口管理清代户籍登记、管理的组织形式与前朝差不多。户口属户部编审丁档，掌于理藩院。其各省人户，由地方长官以十月选册，限次年八月咨送户部。年终，将民数汇缮《黄册》以闻。顺治入关，“悉令州县编制户口保甲之法，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又据《清朝通志·食货略五》载，顺治三年(1646)，诏天下编审人丁，即登记编造户籍并进行户口统计。责成州县官以百有十户为里，推丁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城中曰坊，近城（郊区）曰厢，在乡曰里，各有长。凡造册本，户记丁口，授之甲长。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颁保丁之法，省直各州县之乡村，每户岁给门牌，十户为牌立牌长，十牌为甲立一甲长，三年更代。十甲为保立保长，一年更代，士民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之人报官点充，地方不得派办别差。

　　清朝户籍登记办法不断完善。顺治元年，“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出则注所往，入则籍所来。寺观亦给印牌，以稽僧道之出入。其客店令各立一簿，书寓客姓名、行李及往来何处，以备稽查。由于征派赋役按”丁“摊派，故在乾隆以前户口统计实行计丁不计口。

　　《清朝通志·食货略五》载，在基层政权户籍登记的基础上，逐级统计，连同户籍簿册一并逐级上报。”甲长授之坊、厢、里长，坊、厢、里长上之州县，州县合而上之府，府别造总册上之布政司。历代封建王朝户籍统计皆为征派赋役之据，康熙五十一年(1712)颁布，以康熙五十年(1711)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额外添丁不再多征，叫做“圣世滋丁，永不加赋”。雍正时“地丁合一”、“摊丁入亩”，丁银随粮起征，成为清朝统一的赋役制度。从此，户口统计分为两组：一为原额丁数，作为征派赋役之据的不变数；一为“滋生人丁数”，为人口增减的变数。在客观上对减轻农民负担，避免隐、漏户口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实行“圣世滋丁，永不加赋”，即新生人口与赋税无关，各级政府往往不重视人口统计，造成人口统计数字低于实际数的情况。

　　从乾隆五年(1740)起，户籍登记改只记丁数为男女老幼全部“丁口”进行登记。凡民，男曰丁，女曰口，男年十六为成丁，末成丁亦曰口。丁口系于户。凡腹民计以丁口，边民计以户。所以，乾隆以后统计人口数字较前精确一些。

　　（二）前、中期人口 在推翻明王朝的战争中，清军屠杀、焚掠的破坏性，城市甚于农

　　清朝前、中期(1644～1840)陕西人口数表

　　表1-1-9　　　　　　　　　　　　　　　　　　　　　　　　　　　　　　　　　　　　　　　　　　　　　　　　　　　　　　　　　　　　　　　　　　 单位：万人

　　注：顺治十八年（1661)至乾隆十四年（1753)数据来自《大清会典》；乾隆五十一年（1786)至道光二十年（1840)数据来自清故宫《户部清册》；顺治十八年（1661)为陕西、甘肃合计人丁数。

　　村，南方甚于北方。陕西相对处于安宁环境中，人口在明代基础上不断有所增加。清初，顺、康、雍三朝实行“人丁”统计，实际沿用明末旧制，人丁编审统计的对象仅限于纳税应役的男子成丁，作为征收丁银的依据。关于当时官方统计的“人丁”与实际人口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分歧较大，故不能机械地按“口丁比”计算出实际人口数，只能看作是与人口有一定关系的一种赋税单位。《皇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者1》载，顺治十八年(1661)，陕西人丁240万（陕、甘合计数）。康熙二十四年(1685)，增至224万丁。雍正二年（1724)为216.5万丁。乾隆四十八年（1783)，陕西人口825.9万人。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起，白莲教绵延近10年之久，该教主要根据地在陕、川、鄂之交。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回民暴动波及陕西，使陕西人口增殖受到一定影响。尽管如此，人口规模仍保持上升势头。据《陕西省通志稿续修卷31》记载，嘉庆十七年(1812)，陕西人口突破千万大关，达到10 207 256人，远超汉唐盛时。1840年时，达到1197.7万人，接近1 200万人。乾隆以后，陕南得到迅速开发，川、楚、豫、皖等处贫民携家带口源源而来，栖谷依岩，开垦老林，使陕南人口骤增。据《续修陕西通志》卷67记载，平利县康熙末年人口仅1 913人，乾隆十九年(1754)，增至6 596人；嘉庆十七年(1812)，又增到83 972人；道光三年(1823)，猛增到178 600人。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陕西各府州人口数表

　　表1-1-10单位：人

　　注：数据来自《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26-250)。

　　（三）后期人口 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开始进入近代史阶段。这一时期，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统治者政治腐败，对外屈辱求和、割地赔款，对内盘剥压榨百姓，以致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仅庚子赔款，陕西第一年分摊白银60万两，加上地方赔款共计70万两以上。关中富庶区遭到空前破坏，1906年全省鸦片种植达53万余亩，泾阳每村就数十亩，多有过顷者，致使常闹粮荒。同治初镇压回民起义，渭河两岸“荒田弥望”。光绪初年大灾荒，“道殣相望，大县或一二十万，小县亦五六万”(《续修陕西通志》卷47）。尤其是光绪以后，三座大山压得人民无法安居乐业，国弱民穷，人口明显下降。从道光二十一年(1841)到咸丰十一年(1861)，20年间，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国力日衰。但对人口增殖的影响不可能立竿见影，这一时期陕西人口虽不可能增长，但也未明显下降。咸丰年间(1851～1861)，陕西人口基本维持在1 200万左右。同治元年(1862)，太平军及捻军入陕，陕甘回民相率起义，同年起，陕西不再有人口上报。同治七年（1868），回民起义被镇压。7年间，陕西人口锐减，全省人口一直徘徊在800万～850万之间，一直未能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宣统年间(1909～1911)，继续呈下降趋势。据《清史稿》卷63《地理志》载，宣统三年（1911），陕西全省人口805.4万。

　　清朝后期陕西人口数表　

　　表1-1-11　　　　　　　　　　　　　　　　　　　　　　　　　　　　　　　　　　　　　　　　　　　　　　　　　　　　　　　　　　　　　　　 单位：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