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逸麟口述5：山大历史系可谓名师云集，当时八马同槽各有特色

发布日期：2024-09-19 22:13

来源类型：澎湃热榜 | 作者：郭诗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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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院系调整，山大历史系属保留的系。当时的山大历史系可谓名师云集，有被誉为"山大八大师"的，他们是张维华、杨向奎、郑鹤声、赵俪生、童书业、黄云眉、王仲荦，陈同燮，史称"八马同槽"。这些名师都直接给学生授课，且各有特点，我们不仅当年受益，至今也难忘。

我比较喜欢的有张维华先生的明清史课程，他给我们班讲宋元明清史。张维华先生讲课时精气神十足，端坐在讲台上，面容严肃，一口山东话，声音洪亮，极富表情。至今难忘他讲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神态，似乎自己已融入讲授的历史进程中。他在课堂上的最大特征就是讲课时必须抽烟，烟卷好似他唇边的饰物，从不掉落、也不用再点，一根快抽完了，另一根马上续上，烟灰掉下来，挂落在棉布袍子上也从不掸去，依旧全神贯注地讲着，好像绵延喷涌的思绪是由烟火点燃并维续着的。数十年后看到文字报道，张先生晚年还坚持给研究生授课，但是必须不断掏出平喘药瓶喷一下，抑制住时时缠绕他的哮喘后才能继续讲课，真是有前因才有后果啊！

听张维华先生的课，我特别有兴趣的是晚明时期跟西方接触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动。他讲到明朝的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朝贡形式的以物易物的贸易，使我产生了研究明朝对外贸易的兴趣，同时对戊戌政变以后的洋务运动也比较有兴趣，所以我的毕业论文就围绕戊戌政变、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来做的。记得论文的核心思想是肯定洋务运动，从三个方面来陈述，一是近代工业的起源，二是西方科技文化的影响，三是现代化人才的培养。如今来看，当初的文章肯定写得很幼稚，但观点到现在还是站得住脚的。我看《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还有人骂李鸿章是卖国贼的。就当年那个形势，我的毕业论文能顺利通过，应该是指导老师郑鹤声先生也持相同观点吧。

张维华先生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到山大执教的，之前是济南的教会大学﹣﹣齐鲁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调整到山大后只是个普通教授了。但我们都知道他学问很好，他在齐鲁大学毕业后曾去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陈垣、顾颉刚、洪业等史学名宿，且由此立下研究史学之愿；他是究院师从陈垣、顾颉刚、洪业等史学名宿，且由此立下研究史学之愿；他是三十年代禹贡学会的委员，编辑过《禹贡》半月刊；他与顾颉刚一起主办《责善》《国学季刊》，创办了国学研究所。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就得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肯定与撰文介绍。他在燕京研究院的硕士毕业论文又颇受洪业先生赏识，翌年即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事隔五十年，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还将该书更名重印。

张先生最著名的论断是："一个品行不端的人，是搞不好学问的。"他的解释是：一个人平时不论干什么事总想投机取巧，让他去做学问，他也决不肯下苦功夫，是绝对做不出有价值的学问来的，这种人只能干点浮光掠影的工作。做学问是种艰苦的事业，应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也许是曾经的事业辉煌，也许是调到山大以后的不得志，在我们眼里，他那精气神里始终蕴含着一股傲气，脾气也很耿直，不那么随和，我们敬重佩服之余，也始终与他保持着距离。

1957年张维华先生被打成"右派"，进入了人生的最低谷。直至八十年代虽然命运有了转折，但病痛也伴之而至，1987年就病逝了。听说他晚年病重之际，还拒绝入住高知可享受的特殊病房，坚持去普通病房，理由是自己做不了什么事了，不要特殊待遇。无论是年轻时做学问，还是老来面对病痛生死，他就是这么个铁骨铮铮的山东硬汉。

杨向奎先生，我读书的时候是我们历史系系主任。他从不说笑的，给我们上的课是中国思想史，讲课声音轻轻的，温笃笃、慢悠悠，一句一句地吐出声来。学生们在路上碰到他，鞠个躬就匆匆而去，敬而远之的。解放初期，学校里大多数老师都穿得很差，冬天就是一件布面的棉袍子而已。他则大不同，冬天总是穿黑色的开丝米（羊毛）长大衣，里面中山装。印象特别深的是，拿出来的绢头（手帕）都是丝绢头，烫得毕毕挺，好有教授的派头。看得出，杨师母把他照顾得很好。

1956年，杨向奎先生调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秦汉组组长。那时我从山大毕业分配到该所，就在他的手下做事，算做过短暂的同事，这辰光倒也不怎么接触。20世纪90年代，我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在北京开会的两个星期中，我曾抽空去社科院历史所的宿舍看他，这辰光我看到他就不怕了，他对我也老客气的，还一起合过影。

这辰光，我们住在学校里的学生宿舍，老师都住在学校周围的教师宿舍，学生也会到老师家里去坐坐的。我常去见的、真正接触多的是两个老师，一个是我的论文导师郑鹤声先生，另一个是赵俪生先生。郑鹤声老师是个一本正经的人，不讲笑话的，就指导你读书。能够聊聊天的倒是赵俪生先生，之所以可聊，缘头是他也欢喜京剧。我爹爹老欢喜看京剧的，我从小跟着爹爹上戏院看京剧，凡是到过上海的名角儿，我差不多都见过，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孟小冬，我看过孟小冬唱的《乌盆记》，唱得真是好。因为我懂点京剧，就有跟赵俪生先生可聊的话题。他家里有很多京剧唱片，我们去他家里，他就要显摆那些唱片，拿出来一起欣赏。他的知识面很广，懂的东西蛮多的，又喜欢聊天，所以那时候能够了无禁忌地海阔天空一番的老师，也就只有赵俪生先生了。

赵俪生先生主要是讲农民战争史、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农民战争史这门课就是他开创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本是一门枯燥的哲学课，但可以被他说得极其生动。他是男中音，声音好听，也许是受所热爱的京剧感染，他把讲台当舞台，讲起课来激情四射、手舞足蹈，每每大汗淋漓，似乎唱完了一出武生大戏。

赵俪生先生并非历史学科班出身，但绝对聪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读高中时就在《胶济日报》上发表白话诗、与同学组织文学社，开始走上新文艺的道路。十八岁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在学期间，他又翻译了（前）苏联长篇小说《孤独》等，如果不是抗战爆发，赵俪生或许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翻译家或作家。然而"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清华毕业前夕，他赴山西参加了阎锡山任会长的"牺牲救国同盟会"，这是国共合作的抗日队伍，他曾任营教导员，其间还去延安接受过培训。戎马生涯数载，也许他可以成长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大将，却因病体不支，放下枪杆子，重拾笔杆子。此生的曲折多彩，正如他所钟爱的京剧，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童书业先生是宁波人，一口宁波话。就外表而言，真是邋遢到家了。早上起来脸都不洗的，头发更是乱蓬蓬的；衣扣从没见他扣齐整过，衣服前襟上满是吃饭沾上的油渍；冬天也赤着脚，穿着一双破力士鞋，黑帆布面、橡胶底，还露出大脚指头来。抽起香烟来一支接一支。有一次，他去北京参加教育部的教材编辑会，童师母为他准备了一个小箱子，里面放上在京期间的替换衣服。几天后他开会回来了，不但衣服没换过，连放替换衣服的那只箱子也忘在北京了。他在生活细节上就是如此糊里糊涂的，童师母跟我们讲起来，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我们也都欢喜跟他开开玩笑的。

童书业先生并非正规大学毕业，是自学成才的。三十年代起跟着顾颉刚先生，是禹贡学会的，这辰光他也蛮出名的，专长是春秋史。解放后他到山东大学教书，主要教春秋史；春秋史是古代史，后来学（前）苏联的一套，转行教我们古代东方史。众所周知，他有"过目即诵"的本领，记忆力是惊人的好。他来给我们上课，可以不带一张纸。人家教师上课不带讲义，也得带两张卡片吧，他则完全徒手进教室。第一章、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就这样讲下来，逻辑缜密，有条不紊，而且从不拖堂。敬服钦佩之余，我们有时也会恶作剧，课间休息时故意问："童老师啊，课堂笔记没抄好，第二节的第三点是啥啊？"他脱口就是，不带错的。天才是一方面，刻苦也是必不可少的。据说童师对自己有"三严"精神，一是严守承诺，二是严密的读书计划，三是严格守时。他在课堂上的非凡表现，除了天分﹣﹣惊人的记忆力外，更是源自极其艰苦认真的备课：不但课前写就高水平的讲稿，上课前晚还要对着钟表试讲，就像演戏的彩排。如此严谨的备课，真是独童师一家啊！

童书业先生青年时代患过精神官能症，曾在医院里治疗了一段时间，出院后就写了一本有关精神病人如何护理的书，后来竟被作为中等护校的教材。他曾短期在上海博物馆任历史部主任，有机会接触古画和瓷器，凭借自身的文史功底和不寻常的洞察力，发现了绘画史和瓷器史上的纰漏，通过缜密考证，写出了《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辨伪》《中国绘画史》等。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啊！

"文化大革命"，童书业先生是逃不过也躲不掉的。不知如何被折磨后，他的精神官能症复发，胡编乱造地供称组织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好多教师被牵连进去一起倒霉。1968年初，年仅六十就过世了。他过世后，恩师顾颉刚还为其整理出版遗作。

王仲荦先生是搞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我们的魏晋南北朝史课程就是他上的。他是浙江人，大概是余姚这一带的，但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所以跟我蛮好的，毕业后也来往的。他到复旦讲过一次学，是我接待的，安排他的生活，陪他出去走走。他写《北周地理志》，因为我跟谭其骧先生搞历史地理嘛，对沿革地理稍微懂一点，他会写信来跟我讨论讨论，要我帮他查查书什么的，蛮客气的。他是突然中风去世的，后来他太太跟我一直有联系，《北周地理志》出版后，她还送了我一本。

三十年代初，王仲荦先生诗作甚佳，因此被章太炎收为晚年弟子，因受章氏"读史救国"思想的影响，转而治史。晚年，王仲荦先生主持了《太炎先生全集》的整理工作。六十年代王仲荦先生被借调至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的标点，他主持南朝五史的标点工作。"文革"中，因参加整理"二十四史"，他和一批老先生幸运地逃脱了强迫劳动的厄运。我当时跟着谭其骧先生，也参与了"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我去北京中华书局时，看到这批参加标点"二十四史"的名教授都一起住集体宿舍，开饭时拿着搪瓷碗去食堂排队打饭。那时的王仲荦先生看起来心情不错，可能因为可以接触古籍了，接触他的本行了。

郑鹤声先生是我的论文指导导师。我在他家里吃过饭。这辰光学校配给他的房子是很好的，他的工资我估计每月也有二三百元的，但这辰光教授们生活都不讲究。家里那么多书，听说有五万册，而且不少是线装书，却没像样的书架，用旧的肥皂箱一只只叠起来存书。1987年，我去青岛旅游时还专程去探望他，他已病卧在床，虽然家已搬到宽敞的新宿舍楼里，但书还是放在旧的肥皂箱中。记得当时请客吃饭拿出的碗筷也不成套，一副毛竹筷，一副黑木筷，小菜嘛盛在搪瓷碗里，那种灰的蓝的、侧面用红色印着单位名字的碗，调羹也是各种材质、不同大小的。我们家里都是用成套的骨瓷餐具、象牙筷子的；我四婶家更是讲究，四十年代家里就已经用转台、公筷了。所以同为浙江人的郑先生家里的情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历经十多年的战争，刚从颠沛流离中稳定下来，生活仍处于简陋粗糙情状的教授也不止郑先生一个。

这辰光，我们三年级先要做学年论文，四年级再做毕业论文，所以我三年级就在郑鹤声先生的指导下学写文章了。这辰光的大学生，没人看线装书、原始材料的，看看教科书而已。我除了去学校图书馆，还到教研室去找教师参考书看。郑鹤声先生真是特别关照，破例打开教研室的玻璃书橱，把里面的线装书借给我，也许他觉得三、四年级的学生愿意看线装书也难得吧。我那时的论文是做洋务运动、戊戌政变，我看的《李文忠公全集》《筹办夷务始末》都是原始材料，没有标点的，能够看得懂也要有点水平的。我做的论文是近代史范畴的，郑先生是搞目录学的，但是因为觉得跟张维华先生做论文的话，接触起来有点拘谨，而郑先生容易亲近，那时他就蛮欣赏我的，所以还是选择了郑先生做指导老师。

山大也有几个老师，学问真是好的，讲课就蹩脚了。如郑鹤声先生给我们讲史部目录学课，授课时只顾对着黑板板书，我们在下面抄得吃力煞了。后来到图书馆一查，他曾在商务印书馆出过一本书，就是关于史部目录学的，早知道把书借来整理成笔记不就得了。

在山大，除了众所周知的"八马"之外，让我不能忘记的还有教世界近现代史的许思远先生，讲起拿破仑时那份声情并茂，犹如亲临滑铁卢战场。他是留法的，懂好几门外语，对中外古代哲学思想都有研究。平日里始终西装革履，冬天则外加双排钮的人字呢大衣；嘴角上总是挂着一支烟；遇到雨天雾天，他就会携一把长柄伞。也许他的内心世界就如他的衣着，与五十年代流行的军装、列宁装格格不入；加上他的留洋经历，所以学问虽好，但在系里却始终被边缘化。在系里很少看到他，偶尔几次遇到都是在系资料室里。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画面：暮色中，系资料室外间的窗前，许先生手托一册外语书，就着窗外微弱的亮光吃力地辨识着。此刻，系资料室里间的教师会议还在继续，他一定是不耐烦那些说教而悄悄开溜，却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开灯读书，于是就有了我此生难忘的一幕场景。前几年，我曾看到过学者文章，认为许先生早年写的有关中外文化的研究文章，至今仍很有价值。被政治洪流湮没的许先生，生前只能是怀才不遇了，他可曾料到身后文章千古呢！

这辰光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学术风气非常浓。当时北京的史学界比较保守，我听说北大青年教师、学生写文章，老师是反对的，认为年轻人还不懂什么，写什么文章，好好读书才是，四十岁前不要写文章。我们山大是鼓励大家写文章的，历史系教师经常在外面发文章，所以给学生的印象就是读历史的就应该搞研究，应该写文章。这辰光水平谈不上，但在山大读书时，就已经在脑子里形成这个认识：将来要做学问、要写文章。这辰光山大的研究风气比较纯，上课的时候，老师也经常讲讲学术界的新情况，对新史学研究的看法，对我们学生很有启发，所以我那时读书蛮用心的。

说起当时的山大，必须提及的是《文史哲》，新中国第一份高校文科学报，由时任校长华岗于1951年创办并任社长，杨向奎先生任主编。这本刊物一改学术界的沉闷气氛，发起和推动了"中国古史分期论战""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战"等多场学术大讨论，成为全国学术界的一面旗帜。1954年《文史哲》发表了山大中文系1953年毕业生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研究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在全国展开了一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大讨论。《文史哲》在中国学术界的作为，正是五十年代山大学术力量、学术风气的体现。

进山大以后，因为对学业有兴趣，所以我很投入地学习着。学习好是我的奋斗目标，此外就是吃得好、玩得好、把自己照顾妥帖了。我不大关心政治，与我来往密切的几个同学，都是一起看电影、下馆子的，没有一个是党员的。我只知道学校里有党、团组织，至于谁是党、团员，谁是党组织领导，从未关心过。就像当年在教会学校，知道教会有圣母军，但没兴趣参与其中。虽然当年懵懂之间的不参与确实让我躲过一劫，而这次的不问政治却让我深陷政治运动的漩涡中心。

记得是1955年上半年，大三的下半学期，突然间有人通知我去教室开会。快到教室时，就听见很大响声，再听，居然是整齐的口号声："打倒反革命分子邹逸麟！"疑惑中紧赶两步走进教室，迎面一幅白底黑字的大标语："打倒反革命分子邹逸麟"，周围大都是面熟人不熟的四年级同学。瞬间，我懵了，脑子一片空白。我被拉至中间站着，同学们则围坐在四周，然后有同学厉声呵斥，要我交代反革命言行。一头雾水、莫明其妙的我还没缓过神来，就听得有同学开始揭发我的反革命罪行。内心恐慌、脑袋嗡嗡的我迷迷糊糊地听到了我的三项反革命罪行。

第一项罪行是，有一次看电影纪录片《解放一江三岛》，讲的是1955年初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在台州一带的海岛作战，迫使驻守在大陈、披山、渔山等岛的国民党军撤往台湾，彻底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事。片中有个情节是美国军舰来接应国民党军队逃往台湾，画面上有个美国兵，挎着卡宾枪，站在军舰上放下的跳板旁，保护国民党兵通过跳板上舰。这时我讲了一句话："这个美国兵卖相倒蛮好。"旁边的温州同学是听到的。

第二项罪行是，在食堂吃饭时，白米饭上粘着一粒粒黄色的小米，这辰光北方食堂做的饭是小米和大米混在一起烧的二米饭，我讲"啥个饭，蛋炒饭么。"当时食堂里有好多人在。

第三项罪行是，我们班有个墙报叫"史三园地"，寓意这是历史系三年级的，把大家写的文章贴在上面。由于好久没更新，墙报纸都耷拉下来了，"史三园地"几个字也破了，我也就随口一说："什么史三园地，荒芜的园地。"不知被谁听到了，当时教室里有很多人。

大家批判我歌颂美帝国主义，污蔑、攻击社会主义，批斗了约两节课的辰光，有两个钟头吧。只听到哇啦哇啦的呼喊声，脑子糊里糊涂的，人有点晕。批斗结束后，马上奔回宿舍，倒在床上、放下帐子就哭了，我第一次哭了。从记事起，我就是不哭的，因为生活中就没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从没发生什么事要流泪的；这次真是太伤心了，我刚二十岁，千里迢迢来此读书的，怎么就变成反革命了呢！委屈、愤怒、害怕、茫然，今后的日子我该怎么办？

为了达到政治斗争的无情打击效果，所以他们特意组织不太熟悉我的四年级同学来批斗我。因为三年级的都是我的同学，可能会在面子上有点过不去，我平时人缘还不错。四年级同学里不少是从华东大学并进山东大学的，他们岁数都蛮大的，搞政治斗争蛮有经验的。

平心而论，崇美思想我是有的。生活在上海，上海的城市文化、市民生活方式就是深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从中学里开始学英语起，就看美国电影，美国电影和美国电影明星的英文名字都烂熟于心，还常去中央商场买美国电影明星的照片。那时学校里的风气是哪个同学看中国电影，就会被耻笑老土。上海学生，尤其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唱的歌也都是英文歌曲。吃美国罐头，穿牛仔裤，就是我们中学生活的一部分；潜移默化中会表现出来与众不同，也是事实。但是我对吃二米饭并无反感，只是瞬间联想而发的一句俏皮话；而"荒芜的园地"更是即时发挥、脱口而出的玩笑啊！上升到"污蔑、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政治高度来做文章，真是居心叵测、骇人听闻了。

后来，我又被组织批斗了一次，这次有点心理准备了，反正我的罪行翻来覆去就是那三句话。两次批斗后，我被剥夺上课的权利，也没人找我谈话，还专门安排一个所谓进步同学看管我，连上厕所也跟着。整整两个星期后，一切恢复正常，我的反革命罪行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1955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这就是肃反运动的开始。虽然肃反对象是反革命，但实际上除农民外，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员工也都囊括其中，主要是排查有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言行的人。我估计当时是有任务、有指标的，每个班上总要弄出一两个人的。党的书记会组织一批进步同学来回忆、排查各个班级有啥人有反动言论、思想，总会有靠拢党组织的进步同学，迎合组织要求提供情报的。

虽然有了一段"被反革命"的经历，同学中倒也没有人跟我翻脸的，也没有人歧视、欺负我、落井下石的，大家心知肚明：邹逸麟这个人资产阶级思想有点的，欢喜享受的，但读书蛮用功的，人是正正派派的。我的"被反革命"完全是为了肃反运动的需要而策划组织的。我也从未因此记恨我的同学，出身不同、立场不同，他们听从安排、奉命行事也是正常，并非对我个人有恶意。数十年后，当年被安排来管我两星期的那位来自胶东农村的进步同学，后来成了安徽大学的教授，他出论文集时还找我给他写序呢。但是，经历了政治斗争的风雨，我领教了祸从口出的苦果，意识到生存环境的不安全，从此情绪低落，慎言微行，内心的伤痛默默伴我更加发愤地读书。以前的我只是对政治没兴趣，现在则是恐惧和厌恶了。

相较而言，我们这一代人真是蛮孤独的。我很羡慕三十年代知识分子之间的真正的朋友感情，真正的和而不同。我看他们的日记、回忆录，真是羡慕啊！

五十年代，谭其骧、胡厚宣、马长寿三位同辈的先生，都在复旦历史系做教授，他们三人比较谈得来，偶尔还会一起去学校隔壁的小饭店边吃边聊。肃反斗争开始了，他们就被举报在一起讲反动话什么的，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正常交往都被限制了，搞边疆史的马先生最后被派到西北大学去了。

1956年大学毕业前夕，中共山东大学党委会肃反领导小组作出了"关于邹逸麟问题的结论"，这半页信纸上的两行字，说明的是他们没有错，我也没有政治问题，结论是：应予平反。这半页信纸我珍藏一生，它让二十一岁的我得以斩断前尘晦暝，并时时告诫自己慎独处世、平安后半生。

四年级毕业分配前，郑鹤声先生正式提出要我毕业后留下来做他的助教，之前他也提出过。这辰光留在大学做助教是很好的职业，一个班级不过一两个名额。我内心也是蛮欢喜青岛这个地方的，依山临海，风景秀丽，物价便宜。那时我们学校医学院的上海学生，有的就不住学生宿舍，在外面租房子住。五十年代初期，青岛的有钱人都逃走了，山上有很多空关的别墅，都叫老佣人看着，房租很便宜。如果我留校，就不用去住学校分配的平房，可在外面租大一点的房子，接姆妈爹爹来同住，他们也有这样的打算。后来我姆妈一直讲，你在青岛读书四年，我们没有去青岛白相，真是错过机会了。她一辈子也不知道我离开青岛的真正原因，我受煎熬时也不会写信告诉家里的，不让父母担惊受怕是做儿子的本分。经过肃反，表面看起来依然平静读书的我，内心的伤痛是难以愈合的，情感的压抑是形影相随的。毕业之际，只想远离是非之地，从令人窒息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所以也是不得已才放弃了令人艳羡的职业，辜负了郑先生的美意。

人啊，在作人生选择时，要遵循内心的真实意愿，少一些利弊权衡才好。毕业时党支部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想法，我毫不迟疑地表示不要留在学校，服从祖国分配。事实证明，当年决定离开山大真是绝对正确的。我若留校，肃反运动接下来就是反右运动，上面为完成任务凑够人头，新账旧账一道算，那我必是右派的了。当年复旦的右派教师被剥夺授课权利后还能去资料室工作；山大的右派，就直接发配到农村人民公社，还全家一起端了。我们班被打成右派的同学，有的去卖肉，有的去看粮库，我若在山大，也不可能有善终。

在山大的最后一学年，在我心绪最晦暗的那段时间，来自家里的一丝温暖慰藉了我苦涩的心：我结婚了！利用暑假探亲的时候，回家做了现成的新郎。我和太太戎玖毓，中学时代就互相认识，经常结伴一起出去看电影、跳舞的，此时她已从立信会计学校毕业工作了。我们两家本是达德里弄堂熟识的邻居，又都是宁波人，我姆妈早就看中她了。她觉得这个小姑娘，脾气温和，本分老实，老规矩的；我姆妈是宁波老派人，以前看到我轧过的两个女朋友老活络的、蛮强势的，她都怕了。她急着主张要我在假期里结婚，也是考虑到毕业分配在即，我是独生子，结婚了也许可能会照顾分到上海，她怕我被学校分到老远的地方，所以这是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一门水到渠成、门当户对的婚姻。那时青年人结婚，一不要单位开未婚证明，二不要去民政局领结婚证书，只要去照相馆拍张结婚照，然后定个宜嫁娶的好日子，双方亲戚朋友一起去饭店出席婚宴就认可了。可惜我们的结婚照，经过"文革"的折腾已无影无踪，现在留存的我们夫妻的最早合影是1962年的。我们的新房，就安置在我家长期空置的三楼上。从此我不再是孤寂的一个人，我们彼此依倚，互相担当，恩爱携手走过了四十年。

【邹逸麟（1935年8月31日—2020年6月19日），祖籍浙江宁波，生于上海。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历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史志学会会长、《辞海》副主编；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民盟第七届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千古黄河》、《中国历史地理概述》、《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副主编)，合著有《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等。发表论文约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