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重返故乡的大河，触碰她的躯体和灵魂

发布日期：2024-09-18 16:20

来源类型：大众日报 | 作者：佩奇·斯巴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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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孕育出灿烂辉煌的汉水文化。

今天，汉江哺育华北平原包括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四地，共约6000万人口。北京市民打开厨房水龙头，每一滴水中都有70%来自这条河流。

过去，她未被视为中国的母亲河。但《汉水的身世》的作者袁凌认为，在今天，它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中国的母亲河。

汉江，发源于秦岭南麓，经安康、商洛、襄阳、荆门，一直到武汉汇入长江，汉江全长约1500公里，是长江众多支流中里程最长的一条。《诗经》曾记载汉江“其流汤汤”，《水经注》记载的古代江河中，汉江占有与长江、黄河相同篇幅的内容。（图为汉江丹江口 据图虫创意）

袁凌的作品，与“故乡”脱离不了关系，这或许不仅仅是因为“乡愁”，还来源于他对母亲的思念与愧疚。

1970年代，袁凌出生在汉江中游陕西安康的一个名叫“筲箕凹”的山村，北边是秦岭，南边是巴山，袁凌的家在中间的山窝窝里，就像是住在一个密闭的瓮。

物质贫乏的时代，袁凌的帽子、衣服、书包……总找得到母亲一针一线的痕迹，他努力读书，想着长大后怎么孝顺母亲。然而，在他考入大学后，母亲却去世了。

袁凌后来写道：

从前，身边似乎都是母亲的针线活，怎么也用不完，脱不掉。但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我身边忽然没有了母亲的东西。一点针头线脑、一个补丁都找不到。它们就在那个冬天过去之后完全消失了。

袁凌/图据受访者

从这以后，他将对母亲的情感投射到了乡土之上：

他曾经将出生地“筲箕凹”作为自己的笔名，后来因为这个名字“处处显得笨拙生硬”，才改用了原名；他从复旦大学毕业后，曾因为重庆某媒体一句“我们这里是大城市，大农村”，而立马去了那里，记录那些因矿难受伤瘫痪的矿工、在北京艰难做生意的早餐小贩、留守湘西农村的祖孙养猪人等等农村人的故事……

他说，写故乡，写故乡里熟悉的人，对他而言“有一种义务感”。

袁凌的“故乡情结”，在最新出版的《汉水的身世》中也能窥见一斑——在这本书里，“哺育”“温厚”“饶恕”“平静”“滋养”等充满柔情的词汇十分常见。袁凌说，当他13岁那年第一次见到汉水时，在那白光光的大堤下，“相比之下我不过是晾晒在大堤上的一片小小衣物。我知道，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汉水的身世》图书封面/图据出版社

一条曾隐匿身世的古老河流

袁凌在汉江边长大，谈起对汉江的感受，袁凌说，“混合着亲切感和敬畏感。”

对于他而言，汉水是下南洋和纤夫的传说，是父亲当年离乡求学的旅程，也是他每日饮用和盥洗的来源。幼时的他，曾有一次模仿父亲泅渡汉江，结果差一点溺死，在最后决定放弃让身体下沉的时刻，他的脚踩着了石头，他说，“是汉江以它绵延的温厚饶恕了我。”

如今，远在北京的袁凌，本以为离开了远在故乡的汉江，但没想到汉江清洁的品性使它成为南水北调的不二之选，这意味着，与袁凌一样在中国北方的6000万人口，受到了远在几千里以外的汉江的哺育。

他说，每当自己在遥远的异乡打开水龙头时，都会有一种感恩和歉疚——他希望能为汉水写些什么，以此记录下它是怎样一条伟大的河流。

袁凌拍摄的汉水/图据受访者

袁凌善于将目光落在“边缘”人或事物上，汉水也是如此，相比于其他河流，汉水的重要程度却常常被人们所忽视，他颇为遗憾地说，“在历史上，汉水虽然拥有文化上的特殊地位，却从来没有像黄河或者长江一样被视为中国的母亲河。但在今天，它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中国的母亲河。”

为了完成这本《汉水的身世》，袁凌花费了八年时间，前后十多次前往汉江流域，一次旅途，短则一周，长则半个月。对于他而言，“汉水”不仅仅是江水，还有渔民、纤夫、移民、汉江号子、鸬鹚、鱼群……袁凌一点一点了解它的过往与现在，繁华与寂寞，抚慰与疼痛，从汇入长江的终点一直到源头，触碰它的躯体和灵魂。

袁凌拍摄的汉水/图据受访者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袁凌曾和朋友们一起骑摩托车沿着江边走，从安康一路往上骑到汉中，然后又下到白河。下雨滑坡，道路中断，袁凌就和朋友一起借来锄头挖出一条路。一路上时常遇到出乎意料的事情，为了防止自己忘记，袁凌会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看到什么细节、有什么思考，就马上记录下来，“比如船上有什么物件？有一只鸟飞过来，叫声是怎样的？现场一些很小很小的细节，我都会把事情本身和我当时的感觉记下来。”

写完《汉水的身世》，光是田野笔记，袁凌就写了十多本。

现代吉普赛人与汉江号子

在《汉水的身世》中，袁凌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渔民是现代社会的吉普赛人。”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吉普赛人似乎天生就习惯流浪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渔民也是如此，他们习惯了在船上漂泊、自给自足的生活。“有一群姓肖的人，他们说，自己的家族从朱元璋时期起就在江河上世代捕鱼。很长的时间里，他们在岸上也没有房子，也不上学，整天就在船上飘来飘去，以船为家。”

渔民说，这里所有的渔民祖上都是来自遥远的江西。元末明初，他们的祖辈撑船溯长江上行躲避兵灾，又入汉口一路来到这里的一个滩头。祖先把船系在一棵大柳树上，随手摘下柳枝插岸，没过两天就发芽了，由此觉得这是生息发旺之地，决意长留，改地名为“肖滩”，在此世代繁衍，但从未上岸落户，与本地人不搭界，形成了上百户人的规模。

袁凌拍摄的渔民、渔船与鸬鹚/图据受访者

袁凌说，这样的生活状态看似风餐露宿，但实则非常悠闲和自由，“有时候到了一个码头，就上去逛逛，买点小菜，弄点小酒，甚至有时候还可以上岸去看个电影，乐完了再回来，气定神闲。”

除了渔民，靠水吃水的还有纤夫。许多纤夫常年生活“趴河坝里”，下水（船往下走）是水手，在船上摇橹撑篙；上水是纤夫，在岸上拉纤。一根纤绳需要四五根竹篾编织而成，一艘船有两条纤绳，长度能到30丈。竹篾很硌人，肩膀无法承受，因此需要长匹布做成的“搭包子”。遇到水急上不了滩，船打横了，纤夫要及时“灵醒”，赶忙把搭包子解脱扔掉，不然就会被巨大的张力拉入险滩。如若这位纤夫水性不好，就容易在湍急的江水中丢掉性命。

袁凌拍摄的渔船和鸬鹚/图据受访者

袁凌书中写到的83岁老纤夫韩正龙，就有过这样惊险的经历。韩正龙有着长年纤夫生涯带给他的古铜色胸膛和患有风湿的脚踝：“在黄滩，水太大，船陡然打横了，我赶紧把搭包子脱手一扔，一个趔趄，船就下滩了，射箭一样冲出去老远……”

风险之外，拉纤的辛苦也是难以想象的。夏季里，纤夫太热不穿上衣，人晒得黑红，“汗把眼睛都遮住了”；冬天下大雪，收纤放纤时人需要下水，冬天江水冰冷沁骨，拉得人浑身冒热气像蒸笼。袁凌说，江边的人有句俗话，“黑肘子黑腿，不是拉船的就是老鬼”。

拉纤辛苦，因此需要人专门喊“扑号”，也就是“汉江号子”，一喊所有人就一齐扑下去，船才拉得动。书中的老船工朱汉春，自小爱好花鼓子，他同时也是花鼓子的非遗传承人，在船上时会把汉江号子和花鼓子结合：

吆——喝——吔——

小小那个鲤鱼红了腮

（摇橹的人齐应：喝——嗨）

上江那个跳到下江来上江吃的是灵芝草——哟——嗬

下江吃的是苦芹菜——吆——喂——

灵芝草那个苦芹菜

不爱玩耍我不来——喝——嗨

……

故乡的、边缘的、容易被人忽略的

关注到汉江和那些伴江而生的人，用袁凌的话来说，是他觉得“这些人遇到了某种问题”。在江河上漂流的人，很难安定下来，近年对捕渔业的限制，渔民需要改变他们延续了数辈人的生活方式，从船上走到岸上。

原本打渔为生的老肖，现在改行卖烧烤，但新的生活方式，一时让他找不到存在感；汉江号子也没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虽然被认定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来，但袁凌说，当想让他们再喊喊号子时，他们却觉得喊不出来，“因为号子本身是有实用性的，用来调整划船和拉纤的节奏，但现在只能弄一个舞台让他们表演节目，你就会觉得很假，因为它已经离开了它生存的土壤，变成了化石一般的存在了。”

袁凌说，他们是社会最普通的人群，又是聚光灯之外的人，“他们实际上承担了很大的使命，但又总是被我们忽视，所以我才会更关心他们。”

袁凌/图据受访者

这在袁凌之前的作品中也是一样，无论是谈论人、动物或植物如何离开这个世界的《我的九十九次死亡》，还是书写那些因矿难而被炸裂、坍塌的家庭的《血煤上的青苔》，亦或是记录城乡留守儿童四年时间生活境况的《寂静的孩子》……他所书写的对象，都是如同在社会上最沉默、最渺小的尘埃，“他们是容易受到损害的、遇到了困难和问题的弱者。”袁凌这样总结。

也正是因为这样，这本《汉水的身世》，才能让历史学家罗新感叹读过之后，忽然间有了一种不再遗憾的满足感，评价为“这正是我想写却写不出的那种书”。

汉水，袁凌拍摄/图据受访者

在《汉水的身世》出版的同时，袁凌还在同时创作几部作品——同样是关于故乡的、边缘的、容易被人忽略的书写对象。其中是一部是关于北漂打工者的非虚构作品，写城中村里的人，写他们的想法、梦想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而另一部，是关于自己故乡的微观史，“比如说各种器物、家当，以及养殖史、种植史等等，预计明年就可以出版。”

“我希望我的选题能离新闻和热点远一些，关注边缘人，也把自己和故乡联系起来，即使他们不像明星那样光鲜、显赫和志得意满。”袁凌对非虚构选题有着自己的要求，他说，希望自己能沉淀下来去写作，做一个拥有独立意识的写作者。

红星新闻记者 段雪莹 实习记者 毛渝川 实习编辑 毛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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