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市场在复苏，如何能做到追梦、立业两不误？

发布日期：2024-09-19 23:22

来源类型：汽车观察营 | 作者：卡梅伦·格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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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Bonus」（ID：ZhiChangHon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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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月中旬的夜晚，海拉尔草原上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帐 篷里现在 没水 没 电，采访能改成文字吗？ ” 小7 有点不好意思。 她正 住在 迷笛音乐节为志愿者安排的临时帐篷。

虽然只有20岁，但她已经做过草莓音乐节的艺人助理、春游音乐节的艺人接待，有丰富的音乐节志愿者经历，得以接触到许多音乐行业里的人：包括乐手、经纪人和助理。对于音乐幕后的工作，她也越来越感兴趣。“要是能一直干这个该有多好！”迷笛闭幕日，小7和同事们站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合了影。音乐奇妙的魔力让他们相聚于此。但此刻，年轻面孔们难掩离别前的不舍和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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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灯光亮起时，小7总会热泪盈眶。她感受到音乐和情感的共振，足够使人跨越人性中的脆弱、怯懦、躲避。但冷静下来之后，她又会怀疑自己是否只是一时兴起。“我该不该放弃学了很久的专业，转而去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呢？也许我对音乐行业也没有真正的了解和喜欢？”

小7的迷茫，几乎是每一代热爱音乐的青年们都曾有过的心路历程。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找到了一位前欧美音乐杂志的主编，一位乐队主唱，一位上海DJ，一位担任过国内综艺节目音乐总监的制作人。

大概，没谁会比这群人更能体会，身处“梦想职业”时的复杂心境。

在最后一个小章节，职场Bonus会从人物故事回归行业视角。我们认为谈论“梦想”时，热爱很重要，选择成长的具体目标和路径更重要。

啥啥啥：如果当年老板没有关停《Hit轻音乐》 ╱ 01

号外乐团Tony：在金融业同事面前“雪藏”身份失败 ╱ 02

Cocoonics：我可能不会一直做职业DJ ╱ 03

sususu：艺人业绩越好，制作人的收获越大 ╱ 04

Bonus主编按：用造梦能力来支撑热爱 ╱ 05

啥啥啥：如果当年老板没有关停《Hit轻音乐》37岁，“声厂”主理人，前《Hit轻音乐》主编

2013年前后，纸媒行业开始进入明显的下行通道，行业逐渐衰退。因此，2013年常被视为纸媒由盛转衰的“报业拐点”。

行业大势如此，啥啥啥（朋友们也叫他“三啥”）所在的《Hit轻音乐》，也没有逃过关停的命运。这一年，三啥作为媒体人的职业生涯暂告一段落。

三啥的乐评人生涯可以追溯到大二：他在自己博客上发布乐评，没有固定的风格，“喜欢什么评什么”。借由清晰的逻辑和独到的视角，三啥得到了不少内容编辑的注意和约稿。毕业后，诸多合作过的杂志抛来的橄榄枝里，三啥最终选择了《Hit轻音乐》——在纸媒鼎盛时期，这是国内期刊市场上惟一一本专门报道欧美流行音乐及相关文化的杂志，如今已在80、90后欧美乐迷们心中封存为“时代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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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轻音乐》的封面，受访者供图

五年的时间，他从一名普通编辑做到了主编。工作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最早做编辑时，主要工作是采访、审稿；做主编之后，每一期杂志的选题策划、文稿校对、美编、排版、成品打样等全流程都需要他来把关，工作强度显著攀升。

对三啥来说，最煎熬的，莫过于每月新刊发布前的“清样阶段”：纸媒时代，发布的内容不存在“修改”和"撤回”，已经发表的内容就像泼出去的水，所以必须保证零出错，对此事压力最大的莫过于主编。每个月的清样阶段，三啥常常连续通宵7、8天，“一整个晚上都盯着电脑看稿，第二天早上8、9点回家睡一觉，中午十二点就来公司，继续看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

虽然累，但这份工作的薪资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丰厚，“大概只够在上海养活自己罢了。”

而因为收入低，离职的念头也曾反复在三啥脑海里出现：“上海的生活成本很高，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但另一方面，能和喜欢的乐队面对面交流，并把采访转化成文字，让更多人看到，就已经能产生极大的工作满足感。“我记得，我们当时真的有非常多这样的机会，比如说电话连线Oasis（绿洲乐队）的主唱Liam Gallagher，或者作为中国音乐媒体代表去瑞典参加知名音乐节。”

靠着这份满足感，三啥陪《Hit轻音乐》走到了最后。

“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老板没有关停《Hit轻音乐》，也许我还会继续坚持下去。”如果让三啥回到过去重选一次，他还是会来到《Hit轻音乐》，“所有的策划思路，所有的工作习惯，还有对音乐行业也许比较浅的认知，都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

离开上海后，三啥回到了西安老家，成为了西安音乐厅的品牌宣传负责人。一直到2021年底，其职业生涯才迈入新阶段——他和另一位同事在陕西大剧院/西安音乐厅旗下共同创立了音乐厂牌“声厂SoundFact”，专注于独立音乐演出及音乐节的策划和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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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厂SoundFact在秦岭终南山下策划呈现的演出「大山的孩子都在跳舞」，把派对搬进大山

疫情严重时期，演出常常面临着延期、取消以及各种不确定的变更，让三啥非常头疼。为了应对疫情期间线下演出的停摆困境，他不得不带着团队转换思维，做出大量线上内容的转型和尝试：比如线上的“声厂电台”。

如今尽管疫情结束，但疫情对演出行业带来的影响并未随之消失：并不仅仅是“几场演出被取消了”的问题，而是从业者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很多演出临到跟前突然说取消不做了，但是现在主办方没法再把理由推给疫情，有勇气的会坦白承认票房不佳，但也有各种借“不可抗力”之名的，至于背后的真实原因就不知道了——在疫情之前，压根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卖得不好你也得硬着头皮把它做掉；现在一切似乎都太随意了。”

三啥认为自己并不是习惯做长远规划的人。但现在回过头看，从杂志编辑，到品牌宣传，再到演出策划，迈出的每一步自己都是满意的；而每一次身份的转变，也都有所成长。

号外乐团Tony：在金融业同事面前“雪藏”身份失败32岁，号外乐团主唱，上海金融行业高级项目经理

2010年的十一假期，朝阳公园的万人广场有一场为期三天的音乐节，阵容里有齐秦、黄贯中、郑钧、老狼……还有Tony最期待的痛仰。

彼时的Tony未曾想过，未来自己也会成为站在舞台上，给观众带来惊喜的人。

第二年，Tony和爵士乐社团的学姐在豆瓣偶然认识了四个志趣相投的伙伴，他们都想找人一起玩音乐，“号外乐团”就此诞生。

组建的前两年，club（俱乐部）和livehouse是号外乐团的“初舞台”。在上海，凯旋路上的育音堂和那时还在浦东的Chair Club算是养育了号外的两家livehouse，Tony觉得氛围特别好，很多乐手都会来玩。“只要在上海做乐队，就不可能没来过育音堂。”育音堂是上海的老牌live酒吧，以粗犷、繁多的音乐和随性的氛围著称，与号外律动感极强的音乐风格很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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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号外阔别多年回到育音堂凯旋店，这里是他们梦开始的地方

合适的土壤，感染力强的音乐风格，加上富有张力的舞台，使得号外乐团很快在上海音乐圈子里小有名气。

此后，音乐节、livehouse、品牌活动的商演慢慢多了起来，号外乐团也逐渐敢于做一些大胆的尝试。2017年，他们举办了自己的专场概念音乐会《律动星球》，现场结合虚拟动画科幻人设，最终效果非常好，Tony每每回想起来，仍觉得记忆犹新。

但当乐团成员门各自迈入人生新阶段时，问题也随之出现。

本职工作和音乐，对Tony来说就像“生活”这张磁带的AB面，少了哪面都不再完整，但两面也注定不能同时播放。

毕业后，Tony没有从事与自己阿拉伯语专业相关的工作，而是选择进入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全国各地到处飞，成为了Tony的生活常态——不只是为了乐队巡演，而且因为工作要经常出差。“如果不出差的话，我可能就没饭吃。”

乐团里其他伙伴的情况也大多如此：加班、生娃、出国等“特殊情况”越来越多，乐队能聚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乐队巡演、录音、创作、演出等能分配的时间变得紧张，每周一次的排练也常常被搁置。

演出机会倒是越来越多。这本该是件好事，但让Tony犯难的点在于如何平衡主业与音乐。当演出和工作冲撞，Tony不得不开启“特种兵赶场”模式：例如去南京巡演结束之后，他坐了一夜的硬座直接赶去公司上班。

而一直以来，在同事面前，生活中有关乐队的那一面都被Tony“雪藏”得很好。“一旦本职工作出了问题，别人可能会首先想到是你没有平衡好时间。”

但Tony没想到，这件事很快就 “瞒不住”了。

2020年，他们登上了《乐队的夏天2》，把舞台搬上了大屏幕。虽然遗憾止步首轮，但那首感染力极强的《Love Supreme》，也让号外得以进入更多乐迷的视野，演出邀约数量再上一层楼。

不过，在众多邀约中，音乐节的演出机会却始终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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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迷笛音乐节票根

对于这种情况，Tony似乎也不意外。他向职场Bonus展示了一张2007年的迷笛音乐节门票，票根中央的“50￥”字样格外引人注目。“如今这个数字可能翻了将近十倍，但阵容却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变化”

简单来说，不是音乐变了，而是音乐节变了。如今，商业价值和知名度，开始成为音乐节的主导逻辑。

号外乐团也在做一些商务拓展的尝试。为了处理好演出事务，他们聘请了专业经纪人打理乐队，还承接了一些影视作品的片尾曲、片头曲。

虽然对商业价值有所期待，但乐手伙伴们却没指望靠这个赚大钱。

如果全职做音乐，就意味着要有出新歌压力，不断巡演，——相比之下，Tony还是更喜欢现在这种更加自由的模式。

在目睹身边亲朋好友经历过疫情时期的降薪、裁员、演出停滞后，号外乐队对音乐和生活有了更深的感触。

如今，乐队的一切看似都回到正轨，他们把那段艰难时光中的感悟和思考，都放进了新歌《不想再加班了》里，并开始从以爱与派对为主题的“浪漫主义”，转向关注乐队生活本质的“现实主义”。

Cocoonics：我可能不会一直做职业DJ26岁，宜听唱片签约音乐制作人

在他人眼中，Cocoonics有着含金量很高的院校背景和实习经历——本科毕业于香港大学新闻系，在香港最大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实习。

然而，回顾工作生涯，Cocoonics记忆深刻的不是金光闪闪的瞬间，而是在压力沉重的日常中度过的时光。一天跨越多个区进行采访已是常态，甚至在地铁上边流泪，边在手机上赶稿子——抛去媒体光环，Cocoonics清楚这并非她向往的生活。

Cocoonics热爱音乐和写作。初中时，她便开始在 YouTube 上自学音乐制作。

在大二的一次校内活动中，Cocoonics抓住了机会，获得了自己上台表演的机会。她将朋友拍的演出视频上传到网络，居然马上收到了网络电台的邀约，甚至在几个月后收到了香港最大的音乐节Clockenflap的演出邀请。

在源源不断的正向反馈下，她对自己的音乐变得更有信心，也让她有了大胆想象职业和生活另一重可能的底气。“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正觉得，我是可以靠音乐谋生的。”

在更早之前，Cocoonics于大一暑假前往上海参加影评学会的实习，因为机缘巧合，她决定住在DJ朋友小饼所开的、兼具唱片店与民宿功能的Airbnb。而小饼在半年后，也成为了与她签约的宜听音乐厂牌主理人。

这家小小的民宿就像一个音乐人中转站，“当时很多来上海演出的音乐人、DJ、rapper，或其他唱片店的主理人都会在这里落脚。”

几个月的时间里，Cocoonics得以认识了很多“偶像级别”的音乐人。在第二年夏天，她还参加了在这座民宿举办的音乐制作夏令营，对“理想生活”有了更具象的把握：“白天居家工作，晚上表演或去看演出；租一个大房子，甚至可以与其他音乐人共同生活。这是一种非常自由的状态”。

毕业后，她义无反顾地从香港搬到了上海，开始了职业DJ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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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oonics

初来乍到，Cocoonics的演出机会并不多。来上海的第一个月，她只能依靠花呗度日。为了糊口，她兼职从事了六、七份工作，包括在唱片店做店员、在俱乐部担任市场部经理、为文化类媒体撰稿、翻译和平面设计，“只有这样才能勉强支付房租。”

经济上的困难，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克服，来自父母的误解却长期存在。

当父母得知她来到上海“追求虚无缥缈的梦想”时，语重心长地劝说她：“你还是去读研吧，新闻是你的专业，继续将它作为工作才是正道。”

像大多数东亚父母般，他们希望孩子在职业选择上更加“务实”。

由于疫情在上海的影响，各大俱乐部都一度处在关停的边缘，Cocoonics的最大收入来源也受到了影响。经济上的压力，与被工作时间压缩的创作时间，让她一度陷入自我怀疑：“我放弃一切来到上海追求我的乌托邦，却还是在为了生计奔波，甚至还做不出自己满意的作品，这一切是不是选错了？”

幸好，情况有在随时间慢慢好转。

一方面，她的努力与能力被更多人看到，演出的邀约频率稳定了起来；另一方面，她也在积极拓展自己的收入渠道。除了演出之外，Cocoonics开始经营自己的小红书账号，分享DJ与电子音乐制作的知识，发挥了她本就擅长的媒体功力，并开启了DJ课程。如今的她，不仅交得起房租，还养了一只小狗，“一餐60左右的外卖”一星期也能点上两次。

“我可能不会一直以俱乐部DJ为主轴。”虽然在DJ行业已小有成就，但是对于未来，Cocoonics还是有着不一样的计划。

“我觉得音乐创作的世界更加自由，适合我施展拳脚。演live-set的时候是能掌控全部的。”与DJ不同，live-set是指演奏自己的音乐，而不是放别人的歌。

而且，她也不想继续熬夜了：“昨晚从两点打（碟）到快四点，到家后六点钟才睡。”

“这样下去我人都要没了，我不可能这辈子都这样熬夜。”

然而，作为一位制作人，或者在技术和经验更为扎实的DJ，她便更有可能多参与音乐节演出，就像她在初出茅庐时参加的Sonar Hong Kong和Clockenflap那样，这样的安排能够更好地维护她的健康时间表。

她目前的计划是明年发布两张创作EP，并启动国际巡演计划。“我在乎的永远只是我与音乐的关系。走这条路靠的不是坚持，坚持这个词听起来也许太大了。我只是因为喜欢，就一直在做这件事罢了。”

sususu：艺人业绩越好，制作人的收获越大31岁，音乐制作人，综艺节目音乐总监

在音乐行业，sususu的资历可不算浅。入行以来，他涉猎了这一行里除了“音乐节目评委”之外几乎所有的职业大类。

如果当初没有来到音乐学校，sususu会和同学们一起升入高三，带着父母的期待走进高考考场，最后成为一名医学生。毕竟在周围人眼中，这是最稳妥的一条路。

但那时他只想学音乐。“其他的，我都觉得意义不大。”

sususu初中就组过乐队，早就认定自己今后要走音乐这条路：“要成为摇滚巨星，要出人头地，就是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想法。”

但来到音乐学校后，sususu发现，这里的生活和入学前的想象有着不小的出入——课程的含金量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高。

在互联网不发达的年代，其他的自学渠道也非常有限。在sususu看来，那一整年的时间几乎是被浪费了。第二年，他申请了澳洲的大学，开始正式学习编曲。

在澳洲的四年，sususu可谓实现了“音乐自由”。直到现在，他都记得大街小巷里浓厚的音乐氛围。“这里各种大大小小的文化节、音乐节、livehouse太多了。我住在墨尔本，一条主街上就有三个livehouse。”

2017年，已经回国的他，和知名娱乐公司“哇唧唧哇”签了合同，成为了一名音乐制作人，给其他艺人做音乐。

作为幕后操刀手，音乐制作人的职业发展，和艺人有着很强的捆绑关系。“制作人要和艺人一起成长。艺人业绩好，发歌机会就多；他们越成长，我的收获也会越大。”

想要在音乐行业站稳脚跟，机遇和人脉同样重要。

sususu的作品曾是虾米音乐首页的常客。在虾米音乐组织的一次美国交流活动中，sususu得以认识了现在的经纪人，并借此机会进一步链接到了更多演出、作曲相关的资源。“很多我认为能力比我强的人，都没有这样的机会，连我都觉得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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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susu

然而当谈到未来规划时，sususu想了想却说：“未来我可能会去干点别的，比如拍拍片子。”

想离开的原因也很简单——赚不到钱。在sususu看来，“成家”与“立业”的压力，往往会在某个时刻，同时抵达自己的人生。

sususu认识无数一直“为爱发电”的小艺人，他们的处境更加令人担忧。

“我觉得他们太惨了。真的就是赚的比我还少，然后付出的又多。”sususu态度很悲观，“这行没有岗位真的挣钱。”

现在，sususu是一档综艺节目的音乐总监，角色的转换，带来了职业成长的新挑战。

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sususu尝试跳出音乐之外，站在行业的整体视角上思考工作，思考娱乐业不同部门的体系化协作机制。

“如果只做好音乐的话，职业发展会有些单一。”他想借这次工作机会，锻炼一下自己，多学点东西。在和导演组、制片组协作的时候，他会试图换位思考：“如果我在对方这个位置，我该怎么去做这些工作？”

“我觉得各行各业都一样，换了赛道之后压力会很大，需要慢慢去调整。”sususu倒是很享受这个进入新环境后逐渐适应的过程。“但既然会找到你来做这个事情，肯定是对你能力的一种认可。”

趁着还算年轻，他觉得自己还可以熬一熬。

Bonus主编按：用造梦能力来支撑热爱

这一期主题很特别：我们纠结了一下，写了一个大部分受访从业者都不乐观、需要用爱发电的行业。

选题动机很简单：1. 今年演出市场回温；2. 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我在学生时期很向往这个行业，一直觉得Grimes和James Blake这样的唱作人很酷。

工作后，我逐渐发现，在依靠创作者提供基础养分的音乐行业里，至少在收入分配上，目前并没有给到创作者足够多的尊重。前不久和一位知名游戏音乐制作人交流——其收入和名誉水平已属行业拔尖——但即便如此，他在离开原平台后也依然有职业迷茫，不确定今后收入是否能支撑自掏腰包创作新音乐。

AIGC的新能力显现后，今后的情况还会更复杂。

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会对音乐怀有不同程度的梦想。即使是路人大众，今年上半年也能明显感受到国内演艺市场的“爆发级”回温：音乐节市场已经从疫情前的一二线城市主阵地，扩散至枣庄、泸州、聊城、晋中等三四线城市；今年五一节假日期间，全国举办了42场音乐节。而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则显示，今年二季度演出环比增长448.72%。

但供给侧的过热，和多地首次办音乐节出现的管理混乱新闻，也注定这种现象只是疫情后的昙花一现——演出市场正逐渐回归理性。8月，全国67个音乐节中有21个取消或延期。

回归产业视角来看，情况其实是乐观的：全球音乐市场总体处于“连跌十年”后的爬升期。

从2015年开始，流媒体的增长拉动了音乐产业的正向回升。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的《全球音乐报告2023》显示，2022年全球音乐产业年总收入达到刷新历史记录的262亿美元，同比增长9%；中国市场则第一次进入了全球音乐市场前五。正版化带来的付费保证和流媒体带来的用户连接，是中国市场取得这一成绩背后的两大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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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PI《全球音乐报告2023》：流媒体为王，实体已触底，表演权小幅波动增长

当增长的数据摆在眼前，音乐产业中潜在的职业机会，是否值得年轻人们再次考虑？

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要搞清楚，音乐行业的钱现在都被谁赚走了。

上述报告中指出：截至2022年底，全球付费订阅用户数达5.89亿，订阅音频流媒体收入增长10.3%，至127亿美元；流媒体总收入（包括付费订阅和广告支持）增长了11.5%，达到175亿美元，占全球录制音乐总收入的67.0%；除流媒体收入外其他领域也有所增长，实体收入微涨4.0%，表演权收入增长8.6%（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同步收入增长了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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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源：IFPI《全球音乐报告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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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钱并没有进创作者的口袋，而是流向了版权提供方（娱乐公司/唱片公司/经纪公司等）和数字流媒体平台。这并不是只有中国市场才存在的问题。IFPI首席执行官Frances Moore就《全球音乐报告》发表评论：“随着音乐机会的不断增多，唱片公司也必须要更加努力地确保音乐人所创造的价值得到认可和回报。这一挑战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试图从音乐中受益，却不参与音乐的投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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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音乐创作者来说，商业知识往往会成为职业道路上最棘手的短板。因此除了对音乐专业知识的学习，职场Bonus建议创作者们要重视增强对产业整体运作逻辑的理解——这样不仅能提高个人在行业中的稀缺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米哈游音乐总监蔡近翰，音乐能力与商业能力齐飞），找工作的时候提高溢价；也能保护自己未来的创作者生涯，尽可能不被大企业“榨光”作品带来的利润。

如果你并不满足于通过网课来学习商业基础知识，而是想通过进入高等院校修习，来深入洞察音乐产业的规则和趋势，我们也为你简单梳理、列出了以下值得报考的海外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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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非艺术生，也大可不用灰心。你可以在综合类大学申请主修专业的同时，兼修音乐专业。

如果已经工作，周末在家自学倒腾乐器、编曲、制作软件、合成器和AI辅助软件，也能实现“曲线救梦”（就好比Grimes当年大学学的是八竿子打不着的神经科学和俄语，大学专业并不决定你音乐事业的发展）。

当左手掌握商业认知，右手掌握内容生产力，这份需要用造梦能力来支撑热爱的职业，才能走得更长更远。

参考文章：

1. 《终于，音乐产业熬出头了》，亿谦，新音乐产业观察

2. 《演唱会“秒空”成历史、音乐节取消三分之一，演出市场“大降温”？》，把青，娱乐独角兽

撰文 |张灿

编辑 |陈桐

排版 | 戴修齐

本期收录上新雇主：

DeepMusic | 小叶子音乐科技 | 卡罗德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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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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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职场Bonus”（ID:ZhiChangHongLi），作者：张灿，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