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学派”的理论与实践及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发布日期：2024-09-19 24:17

来源类型：小咖解说 | 作者：克里斯汀·戴维斯

【澳门金牛版正版资料大全免费】【新澳开奖记录今天结果】【2024年新澳门王中王资料】【管家婆最准一肖一码】【新澳彩开奖结果查询】【香港今晚六给彩号码871斯】【4949澳门免费资料大全特色】【2024今晚澳门特马开什么号】【澳门六开彩天天正版资料查询】【2O24澳彩管家婆资料传真】

【494949澳门今晚开什么】 【2024新澳免费资料】 【新澳门免费资料】

【摘 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知识分子发起救亡图存的乡村建设运动，提出文化失调与重建、平民教育、农民组织化等乡村建设理论，在学术史上被称为“乡村建设学派”。乡村建设学派开展知识教育提升农民的发展能力，建立乡村组织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倡导放足运动解缚女性的身体，施行禁毒禁赌净化乡村的文化环境，推广公益事业改善乡村的设施条件，实现对农民和乡村的双重改造。乡村建设学派为重建社会组织构造、探索乡村建设道路作出重要贡献，但也面临理论与实践的张力、资源条件限制、与农民联结度较弱等局限。当下的乡村建设行动与乡村建设学派的理论和实践具有理论内核的延续性、行动理念的契合性、乡建目标的一致性以及乡建内容的承继性。这也启示我们，乡村建设行动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伦理、重建团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行动理念和实践策略，从而推进乡村振兴的高效实施。

【关键词】乡村建设学派；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行动；乡村振兴

---

新时代，党和国家将乡村建设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纳入国家现代化的建设体系和发展道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2021年和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建设行动进行系统安排。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从总体要求、重点内容、推进机制、政策和要素保障、组织领导等五大方面部署了乡村建设行动的具体工作，阐述了乡村建设建什么、如何建、建成什么的实施规划，为乡村建设提供思想引领和行动指南。乡村建设承载着国家治理、社会进步、共同富裕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任务，是新时期改善民生、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社会工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和国内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社会面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严重侵蚀和破坏。为挽救整个国家的危机，全国各地陆续发起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运动的发起单位有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和高校院所等，参与人员包括政府职员、学者、社会活动家、知识青年等，实践内容涉及平民教育、文化重建、农业生产、经济事业和社会服务等，乡建机构开展乡村建设的时间从几年到数十年不等，乡村建设效果因各地建设团队、资源投入、农民支持度、行动方案等有所差异。

在这一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陶行知等知识分子积极进行乡村建设理论研究，开展乡村建设实践，试图通过温和的改良主义开展救亡图存运动，从改造农民到建设乡村，从乡村建设到社会建设，探寻国家建设的出路。正是由于这些知识分子对乡村建设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推动，他们在学术史上被称为“乡村建设学派”（郑杭生，李迎生，2000）。乡村建设学派具有代表性的乡建工作是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建设实验、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建设实验以及黄炎培等人开展的江苏乡村建设实验。本文通过梳理乡村建设学派的主要理论，呈现乡村建设的具体实践，挖掘乡村建设理论的当代价值，分析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教训，为当下的乡村建设行动探索可供借鉴的经验。

一、乡村建设学派的理论与实践

（一）乡村建设学派的主要理论

乡村建设学派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目的，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失序的根源，致力于解决“人”和“乡村”的发展问题，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理性精神资源，并与西方的团体生活和科学技术相结合，提出开展系统化的现代教育培育农民，强调因地制宜发展乡村公益事业，倡导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文化环境，提倡打造乡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最终实现建设国家的行动目标。梁漱溟、晏阳初和黄炎培等知识分子在乡村建设实践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架构，从文化重建、平民教育和农民组织化的理论视角思考乡村建设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问题，以此作为乡村建设的行动纲领。

1.文化失调与重建理论

乡村建设学派从文化视角思考中国社会的问题根源，并寻找破局之法。梁漱溟（2015：28、32、61、64）认为西方社会是“个体本位，阶级对立”，而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职业与伦理相辅相成，互相扣合。彼时，中国的社会组织构造遭到严重破坏而崩溃，整个社会陷入混乱状态，各种问题层出不穷，文化极度失调，究其原因在于“自毁”与“他毁”。“自毁”即“自觉地破坏”，主要指对西洋的模仿追趋和对固有文化的厌弃反抗，后一点尤为重要，“是破坏力中之最强者”。“他毁”是指外交、军事和国际经济竞争上的失败。基于此，梁漱溟认为建设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新礼俗）是解决文化失调、组织崩溃的关键，要建立一种超越个体家庭和家族的组织，“这个社会组织乃是以伦理情谊为本原，以人生向上为目的，可名之为情谊化的组织或教育化的组织……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梁漱溟，2015：178）。

梁漱溟（2015：190－191）认为，宋代《吕氏乡约》是一种很好的地方自治制度，乡约中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四大纲领充满了中国人人生向上的精神，把生活上的一切事情包含在里边，不断增进彼此的关系。梁漱溟提出乡村建设要“从理性求组织”和“从乡村入手”，从小范围的乡村着手，培养农民的新政治习惯（组织能力和纪律习惯）。

晏阳初（2014：214－215）认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发生“完全由于民族自觉和文化自觉的心理所推迫而出”，是“自力更生的觉悟”，民族的基本力量都蕴藏在农民身上，要谋自力更生就要在农民身上想办法。中国“固有文化既已失去其统裁力，而新的生活方式又未能建立起来，因而形成文化的青黄不接，思想上更呈混乱分歧的状态……这种文化失调的现象实有从根本上求创应的必要”。晏阳初所言“文化自觉”，强调对民族自身状况和自力更生的自觉，通过对民众的教育将这种自觉付诸实践，最终实现民族的自立自强（王建民，2020），以及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建设和系统改造。

2.平民教育理论

平民教育是乡村建设学派长期探索的理论议题。晏阳初（2014：87－91）认为，“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中国的农村运动，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他提出通过“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实现“民族再造”，教育的对象是“中国一向被人忽视之平民”，开展专门、系统化、组织化、大规模的平民教育，培养出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和公德心的“整个的人”（宋恩荣，2013：81），使他们自觉自动地推动民族复兴，营造全社会民众读书识字的学习风气。晏阳初（2014：92－96）认为平民教育有三大步骤，一是研究实验，二是训练人才，三是表证推广，三步工作互相连锁、有序推进，才能达成改造民族生活的目标。因此，他设计了学校式、家庭式和社会式三种平民教育方式，系统开展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等四大教育，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统筹解决乡村“愚、穷、弱、私”四大问题。

梁漱溟（2005ａ：479）提出“走民众教育的途径完成乡村建设”，认为民众教育是改造中国社会的重要途径，主张教育和社会紧密联系，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紧密结合，以及重视成人教育等思想（杨孝容，2005），要因地因时制宜开展民众教育，从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进步。黄炎培尤其注重发展职业教育，他深知中国旧教育存在教育与职业分离、学校与社会脱节两大弊端，认为“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问题，厥惟生计”，倡导发展职业教育（农业、工业、商业、家事、公职和专业教育等），解决国民的生计问题（黄炎培，2019：166、177））。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认为职业教育必须和普通教育相沟通，必须加强与职业的联络，必须和社会紧密联系，要与经济社会同步协调发展，实现教育大众化的目标（林苏，2006）。黄炎培（2019：138－139）认为，乡村人口数量众多，但教育条件十分落后，应当更加重视乡村教育，提出“乡村之教育，在改良其农事，而增进其知识”，要将乡村职业教育纳入整个农村改进计划，设置一些教育试验区，在制度、课程和设备上因地制宜，与城市有所差异，关键是要在乡村设立师范学校，充实乡村教育。

3.农民组织化理论

梁漱溟提出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乡村礼俗，这个组织的物质载体就是乡农学校（后期改为乡学、村学），依托该自治组织推行乡村建设计划，重建一个具有道德基础的新社会（熊春文，2007）。梁漱溟（2015：234）认为，“乡农学校实是完成中国社会改造，完成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一个机关”，最终用意是“推动社会，组织乡村”，以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的理性精神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让每一个人对于团体（乡村）生活要为有力的参加”，启发农民的自觉，引导农民共同商量着解决乡村事务，增强农民的集体意识和公共精神。梁漱溟关于乡学村学的组织构想，试图在组织合作中构建新礼俗，重构社会制度，调整乡村社会关系，维护乡村秩序稳定，最终实现重建乡村社会（郭占锋，黄民杰，2021）。梁漱溟（2015：271－272）认为，改造后的乡约组织具有强大的社会治理功能，能够整顿乡村的毒品、匪患、缠足、早婚、迷信等问题，可以“启发一个地方的生机，让乡村腐败堕落的趋势转过来”，改善乡村的社会风气和农民的精神面貌。

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出，在乡村建设中“选事以农民为主体，设法引起自动，从旁加以辅导”（孙本文，2012：61），主张建立生产合作制度，在一些农业和手工业上联合个体家庭协作生产，激活农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使农民自觉地组织起来，培育农民的合作互助精神，实现收益公平支配。晏阳初认为农村存在着严重的“私”的问题，这是指最大多数人民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在乡村建设中，人与人的问题非常重要，“大家要都是自私自利，国家就根本不能有办法，绝没有复兴的希望”。他提出从家庭内部出发，“施以公民道德的训练，使每一个分子，了解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发扬他们公共心的观念”，即需要对农民进行持续、广泛的公民教育和训练，激发农民的民族意识，将农民团结起来，塑造乡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宋恩荣，2013：214－216）。

（二）乡村建设学派的实践

乡村建设学派以乡村现实问题为导向，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路线，以知识分子的学识优势从农民教育领域出发，扩展到对农民及其生活的系统改造，重建乡村社会的组织构造，稳固基层的社会秩序，以实现国家建设的愿景和目标。

1.开展教育：以知识学习培育“新民”

乡村建设学派看到凋敝的乡村教育，提出通过教育改变个体农民，启发民智，增强民力。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徐公桥试验区开展乡村建设，遵循“富教合一”的方针，以救国为动机，以教育为枢纽，以当地人为主角，以小康生活为目标，拓展出一条教育救国的实践路径（小田，郝佩林，2017）。其具体工作包括：一是推广改良种子，驱逐害虫，提倡副业；二是改进小学教育，推行义务教育；三是推行平民教育；四是施行职业指导。这些教育行动，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知识、生产技术和生活能力。到1934年，全区公立小学、私立小学和学生数量稳定增加，男女识字者达到1524人，占当时全区成年人口一半以上（朱考金，姚兆余，2007）。农业技术改良增加了农业产量，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缓解了农民的生计问题。

晏阳初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提出“除文盲，作新民”的口号，其推动的新民教育旨在创建全社会的教育环境，以“人民全部生活为起点，以民族改造为目标”，面向平民开展“四大教育”。一是文艺教育，制定通用字表、基本字表和词表，采集秧歌、鼓词和民间文艺，编印《平民千字课》等三种课本和平民读物，开展图画、音乐、广播无线电等工作，以及发起话剧公演、剧本编制、建设剧场、训练剧团等；二是生计教育，开展农民生计训练，完善自助社、合作社等组织制度，改良动植物生产技术；三是卫生教育，创建保健员、保健所、保健院等卫生组织，减除天花流行病，普及沙眼与皮肤病治疗方法，开展地方病研究，训练乡村卫生人才等；四是公民教育，开展国族精神、农村自治、公民教育材料、公民活动指导、家庭式教育等研究，“培育农民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提高其道德生活和团结生活”（晏阳初，2014：109－125）。

乡村建设学派的教育内容全面广泛，具有实用价值。不仅包括日常交流使用的语言文字，也有农业生产技术、卫生保健常识、自然科学知识、体育运动和文化艺术等。晏阳初首创的《平民千字课》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开展扫盲运动的经典读物，之后也被其他乡村建设团体仿照和借鉴。从扫盲运动的效果看，到1934年6月，定县82000个14～25岁的青年中，文盲已经减少到32550人，占全体青年的39.7％。其中，男青年的文盲已下降到10％。扫盲成绩居全国1900多个县之冠（宋恩荣，2013：15）。在梁漱溟的邹平乡建中，成人教育也较为成功，提高了农村青年的知识水平，有助于他们在工作选择、缔结婚姻、家庭教育等方面获得竞争优势。

乡村建设学派积极推广农业生产新技术和引进新品种，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帮助农民增加经济收益，促进乡村整体的经济建设。虽然农民在面对新型农业生产技术和作物品种时表现出顾虑和犹豫，自身的传统观念和思维认知被这些“新事物”所影响和冲击，但他们也会在观察新品种的产量效果后逐渐接受，以增加作物产量和提高品质。

2.建立组织：以儒家伦理重建团体生活

中国的小农经济具有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地域性社会特点，农民与外部世界隔绝，村落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徐勇，2006）。在这个世界里，农民家庭独立生产经营，维持着分散、平静、稳定的日常生活，践行着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中国农村社会历来具有合作互助的传统，但这种互助是小范围、时节性和关系性的，未能形成常态化的农民互助和公共生活模式。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最要紧的就是“农民自觉”和“乡村组织”，通过在邹平建立伦理情谊化的乡学村学组织，重塑农民的互动方式，打造农民的团体生活。乡学村学由学众、学长、学董和教员四部分人构成，分别承担着立法、监督教训、行政和推动设计的角色功能。乡学村学的目标是“大家齐心学好，向上求进步”，主要工作有甲乙两项。甲设成人部、妇女部、儿童部，施以其生活必需之教育，使其具备参加并改进社会的能力。乙为相机倡导本村需要的社会改良运动（反缠足、早婚等）和兴办各项社会建设事业（合作社等），以乡村生活改善和文化提高促进社会进步（梁漱溟，2005ｂ：668、672）。乡学村学的功课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识字、音乐唱歌和精神讲话等普遍性课程，另一类是因地制宜开展的自卫训练、植树造林、农业生产等针对性课程，其中包括成立短期的种棉、造林、织布、养蚕、烘茧等知识讲习班，建立林业工会、机织合作、棉花运销合作、储蓄会、禁赌等各类组织（梁漱溟，2005ａ：349－351），最终使农民有能力参加乡村事务，使乡村有生机有活力，能与外面的世界相沟通，逐渐从乡村生长出真正的团体，建立新的社会制度。

晏阳初推动的平民教育运动，致力于“培养国民的高尚道德”，使农民有公共心有团结力，有最低限度的公民常识，发展团结力量，启发民族自觉，强化农民的组织协作，共同解决乡村建设难题。徐公桥实验区将提倡贩卖、购置或借贷等合作组织作为重点工作内容，结合农民需求成立了借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向农民提供应急资金，便于其购买化肥和种子，逐渐培养农民的诚信意识和合作习惯，促进农民的沟通与联系，增强农民的公共精神和自治能力（朱考金，姚兆余，2007）。

梁漱溟（2005ｃ：105）提出，“大约在中国农民运动中，应以合作运动为主。我们想从增进他的和气，以作到生活上的种种合作”。梁漱溟将重建中国社会结构的希望寄于传统儒家的伦理情谊，强调激活农民的互助和协作传统，并将彼此间的小范围关系和情谊扩大到乡村乃至社会层面，引导农民在日常生活、农业生产、经济合作、安全自卫等情境中自觉组织起来、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形成超越个体家庭的强大团体力量。这种农民组织化试图使农民过上形同西方社会的团体生活，实现个人与集体、家庭与社会、乡村与国家的有机联结，最终促进乡村建设与国家发展。

3.革除旧俗：以新文化重塑社会风气

乡村地区存在一些流行甚广的传统陋俗和封建迷信，带给农民极大的身体伤害、心灵负担和经济损失，成为乡村建设的一大顽疾。李景汉（2005：379）表达了对定县乡村丧葬费用的担忧，“在乡下办丧事，靡费这么许多的钱，实在是一件应当设法改善的事情。因为有不少的家庭必须典房卖地或借贷为终身之累的”。山东邹平乡村深受旧俗危害已久，不少农民沾染吸毒恶习，因赌博倾家荡产，败坏道德风气。女子缠足、早婚、买卖婚姻等陋俗在农村极为盛行，使女性遭受极大痛苦，引发大量的社会和家庭问题（徐秀丽，2006）。孙本文（2012：51）批评了农村的迷信问题，“农村人民，知识浅薄；一切行为，多含有迷信的成分……约计我国农民迷信的损失，当必甚巨。迷信之亟待破除，于此可见”。

乡村建设学派的知识分子对传统陋俗深恶痛绝，认为其是危害农民生活和农村秩序的毒瘤，提倡改革乡村陋俗，试图通过敦化风俗来发展和培育出独立的社会，为国家建设寻找一条出路（狄金华，2019）。他们对吸毒赌博和女子缠足等陋俗的改革实践获得农民的广泛支持和赞成（李善峰，2020）。邹平实验县结合使用法律手段和劝服教化方式，通过禁毒禁赌威慑地方，改良社会风气，恢复紊乱的社会秩序，虽然在实施过程中遭遇地方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和阻挠，但最终还是坚持推行陋俗改革，解救深陷吸毒和赌博的农民，引导他们养成文明的生活方式。禁毒禁赌促进了农民家庭的经济积累，减少了家庭矛盾、乡邻纠纷和社会冲突，营造了安稳的社会环境。

乡村建设学派推动的放足运动为女性身体解缚，传递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念，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增强了女性的生活自信，受到农村女性的高度赞扬。农村妇女组织积极参与乡村建设活动，协助乡村组织检查妇女放足情况，劝导执意缠足的妇女，在移风易俗活动宣传与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徐秀丽，2006）。

乡村建设学派采取多种策略推动陋俗改革。其一，借助政府的行政力量，通过立法、颁布条例等制度规范和法律规定推行陋俗改革。1933年，邹平实验县政府颁布禁烟治罪条例和取缔婚姻陋俗办法，明令取缔贩毒吸毒，禁止高额彩礼、早婚、买卖婚姻等陋俗。次年，梁漱溟以实验县县长的名义发布放足令。其二，依托平民学校，组建地方宣传队伍，广泛动员农民参与旧俗改革，改善乡村社会风气。山东建设研究院在招生时尤其注重“就地取材”，重点招收世代居乡的年轻人，因其“熟谙乡村情形”，方便开展工作（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等，2019：14）。其三，在乡村倡导新文化新习俗，向农民传递新理念新思想，革新旧俗。乡村建设学派向乡村输入现代理念，提倡文明的婚丧礼俗，推广文艺体育和农村公益活动，营造良好的乡村环境。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徐公桥试验区倡导修治道路、栽植树木、增加娱乐休闲机会等行动，引导农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二、乡村建设学派的主要贡献与时代局限

乡村建设学派认为乡村建设是通向国家建设的必然路径，他们建构了完善的理论体系，设计了系统的行动方案，注重培育农民的团体生活和科学技术，亲身参与乡村建设实践，解决乡村社会的现实问题。乡村建设学派在乡村建设实践中也面临诸多局限，最终这场改良性质的社会实验难以持续。

（一）主要贡献

首先，乡村建设学派以“育新民”为乡村建设的逻辑起点。乡村建设学派提出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属性，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在乡村，农民是乡村建设中的关键主体和核心力量，“育新民”是乡建工作的逻辑起点。晏阳初（2014：398）认为，民是国家的根本，乡村建设就是固本工作，“凡与人民生活有关的无不包括在内……建乡须先建民，一切从人民出发，以人民为主，先使农民觉悟起来，使他们有自动自发的精神，然后一切工作，才不致架空”。梁漱溟、黄炎培等乡村建设学派知识分子，基于社会学视野的现实关怀和理论思考，也提倡以教育实现对农民的继续社会化，培育农民的现代意识和发展能力，激发农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使农民自觉成为乡村建设的行动者。因此，无论何时，乡村建设必然要以人为核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回归乡村建设的初衷和目的。

其次，乡村建设学派以系统化的理论促进乡村整体建设。乡村建设学派面对农村存在的现实问题，从文化重建、平民教育和农民组织化等视角出发，构建了全面系统的理论体系，为乡村建设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乡村建设学派致力于推进乡村社会的整体发展，并为此制定循序渐进的行动体系，设计全面丰富的实践内容，系统培育新农民和建设新乡村。在个体层面，从农民的文化知识到精神世界，从身体解缚到心灵建设，从生计方式到生活习惯，通过持续教育和强制规训，塑造出具有现代意识和能力的“新民”。从乡村来看，经济生产、农技培训、旧俗改革、安全防卫、卫生健康、学校建设等多方并进，稳固国家建设的乡村根基。在具体改造中，定县制定了解决“愚穷弱私”四大问题的六年行动方案，采取家庭式、学校式、社会式相结合的教育方法。邹平通过乡学村学的“政教合一”的方式组织教育农民（李善峰，1989），实现对乡村社会结构的重塑和再造。

再次，乡村建设学派以组织合作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乡村建设学派认识到西方团体生活的优势，期望以西方之长补中国之不足，通过乡学村学、平民学校、合作社等实体机构，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培育农民的集体意识和公共精神，转变个体家庭独立生产生活的传统模式。乡村建设学派通过塑造农民的团体生活，加强农民间的经济社会合作，增进农民间的情谊和互动，引导农民齐力解决乡村的自治事务，维持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乡村建设学派为农民绘制了协作互助的新生活图景，不仅意图以此革除农民“私”的问题，而且试图重塑农民传统生活的组织模式，最终目的是重构中国社会的组织构造，探索乡村建设的发展新路。

最后，乡村建设学派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韧性推动乡村建设。乡村建设学派知识分子不畏艰苦的精神值得肯定与赞扬，他们深入乡村社会，了解、调查和研究农民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状态，构建乡村建设的理论体系，寻找国家建设的出路，承担起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与社会责任。这也应是当代知识分子学习的模范，要到基层农村开展实践，而非单纯停留在思考与建言层面，从实践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真办法。晏阳初（2014：494－495）总结了从乡村建设运动中吸取的经验教训，认为开展乡村运动应当深入民间、与平民打成一片、向平民学习、与平民共同计划、从农民已知开始、在已有的基础上建设、不是迁就社会而是改造社会，以及不是救济而是发扬。黄炎培（2019：149）也提出“公正无私，和衷共济”的行动策略，认为乡村建设的领导者要精诚团结，做出好榜样，通过“人格感化”，获得农民的信赖。乡村建设学派不断总结与反思乡村建设的可行方式和实践经验，思考如何更好地与农民打交道，如何深入了解农民的行动逻辑和生活世界，与农民共同推动乡村建设，这为乡村建设行动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时代局限

其一，乡村建设学派的理论设计与乡建实践存在明显张力。乡村建设学派知识分子的优势是开展思辨性的理论研究，善于制定系统化的行动方案，将救国理想与学术关怀融入对乡村建设的理论阐释中。但由于一些理论设计“超前”或“远离”社会实践和现实情况，产生了理论与实践的适配性问题。作为乡村建设学派代表人物的梁漱溟和晏阳初，理论著述颇丰，构建了乡村建设的理论体系和行动框架，但到基层实践后发现问题重重，很多乡村建设工作难以开展，面临理论与实践的割裂和鸿沟，存在理论上的弱点（鲁振祥，1987）。乡村建设学派的理论设计在指导和应用于乡村实践时，缺乏理论融合实践的社会基础和实验环境，理论指引的建设行动难以按计划开展，原因在于许多乡建活动在具体实践中会产生新变化、引发新现象、出现新问题，需要依靠地方性知识和经验找到解决办法，而这些乡土工作策略并未纳入理论方案，由此凸显出理论与实践的结构性张力，影响了乡村建设效果。

其二，乡村建设学派的资源条件限制。以系统改造农民生活和社会构造为目标的乡村建设运动，需要大量且长期的人员、资源和时间投入，短短数年的工作难以达到预期目标，而乡村建设学派受到所处时代和自身的双重资源条件限制，缺乏持续的资源供给，艰难地实践着乡村建设理想。而且，乡村建设学派严重依赖政府提供的实验经费，不敢触及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的统治，并未解决农民真正关切的赋税和土地问题（郑杭生，李迎生，2000），只能通过开展农民教育、礼俗改革、组织合作等工作推动乡村建设。1934年，晏阳初提出定县实验面临人才、经费、社会环境和时间等四大困难，尤其指出“这种改造民族生活的大计划，绝不会一刹那间就能成功。有此四种困难，平教运动的前途，殊可栗栗危惧”（晏阳初，2014：101）。此外，政治社会环境的变迁也对乡村建设实验产生决定性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多地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迫停止，只有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转战到重庆璧山，继续开展了长达数十年的平民教育。

其三，乡村建设学派与农民的联结度较弱。在与农民的关系上，乡村建设学派未与农民形成良性契合的互动方式，没能回应农民的真实需求和迫切期待，彼此间的沟通存在诸多障碍，并未建立起互通有无的信任关系。梁漱溟（2015：456－457）提出乡村建设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处，“农民偏好静，我们偏好动，农民的心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从心理上根本合不来”。乡村建设学派认识到“乡村运动天然要以农民作基础力量”，但未能建立长期动员和激励农民参与的机制，导致农民的参与积极性逐渐消磨和衰减。倘若农民不动，缺乏基层群众的广泛支持，乡村建设只能成为一场浩浩荡荡席卷农村的社会运动，难以实现建设国家的初衷。在改造农民生活时，乡村建设学派多以强制性的法律、条例手段变革乡村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没能触动影响农民生活的深层礼俗传统和思维观念，忽视了农民生活的惯习性特质，使得乡村建设变成一种“折腾”农民的改造运动，引起农民的指责抱怨和抵触抗拒，导致农民陷入“新—旧”飘移的不确定状态。

三、从乡村建设学派到乡村建设行动

乡村建设学派的知识分子秉持挽救民族危亡的现实关怀，试图从乡村建设中探索一条建设国家的道路，期望从基层农村生发出重构秩序的社会力量，塑造出具有现代意识和能力的新农民。受到主客观条件限制，乡村建设学派开展的乡村建设实践以失败告终，并未实现“乡建救国”的初始目标，但留下了丰厚的理论资源和经验教训，能够为乡村振兴阶段的乡村建设行动提供参考和借鉴。

乡村建设行动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构成乡村振兴制度体系和行动框架的关键内容，能够有效推进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乡村建设行动的目标是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完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乡村建设行动提出12项重点任务，具体包括制定一个乡村规划，实施道路、供水、能源、物流、信息化、综合服务、农房、人居环境等八大工程，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基层组织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三个体系。从乡村建设的历史逻辑看，乡村建设行动是乡村建设学派理论的延续和实践的拓展，彼此的理论脉络和内在机理高度统一，在理论视角、行动理念、乡建目标和乡建内容等方面一脉相承。

一是理论视角的延续性。乡村建设学派从多维理论视角思考乡村建设的本质、意义和功能，研究乡村建设的基本方向、实现方式和有效路径，将乡村建设置于更广阔的分析视野中，将其纳入国家建设与社会建设的总体格局，为乡村建设行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内核。乡村建设行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高质量的乡村建设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不断巩固国家建设的乡村根基。乡村建设行动也注重挖掘传统文化的理论资源，强调激活乡土伦理规约的实践价值，重建乡村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秩序。

二是行动理念的契合性。乡村建设学派从乡村建设伊始，就坚定了“农民为本”的行动理念，引导农民接受知识教育和生产培训，带着农民开展乡村旧俗改革活动，促使农民转变传统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从旁协助农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将农民塑造为乡村建设的行动主体。乡村建设行动亦是如此，始终坚持政府引导、农民参与的基本原则，在《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的指导下，“坚持为农民而建，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广泛依靠农民、教育引导农民、组织带动农民搞建设”。

三是乡建目标的一致性。乡村建设学派的乡建目标指向培育“新民”、建立组织、重建社会、建设国家的连续统，以乡村建设重塑社会秩序，强调提升农民的现代意识和能力，注重革新乡村风俗、营造文化氛围和改善社会环境，打造农民与乡村协同发展的局面。乡村建设行动的目标在注重农民与乡村发展的前提下，全力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提升乡村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公共服务水平，尤其强调要实现“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更加注重农民的心理感受和生活体验，开展契合农民需求的乡村建设。

四是乡建内容的承继性。乡村建设学派系统规划和设计了乡村建设的丰富内容和多元路径。既有对农民自身的技能、教育、卫生和医疗的改造，也有对乡村修路、植树、合作组织、风俗改革等公共事务的建设，这与当前的乡村建设行动不谋而合。乡村建设行动极大地拓展了乡村建设的实践内容，在以往实践的基础上，强调开展乡村清洁能源、电商物流等新型设施建设，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发展，优化乡村公共服务，强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基层组织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乡村建设行动尤其重视乡村社会物质和精神的协调发展，打造生活便捷、生产智能、生态优良和生机蓬勃的现代化乡村。

诚然，乡村建设行动与乡村建设学派的理论与实践既一脉相承，又实现超越发展，拉开了新时代乡村建设的序幕。第一，乡村建设行动是党和国家在进入新时代的发展背景下提出的，强调“以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为重点，强化规划引领，统筹资源要素，动员各方力量”，通过持续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满足农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升乡村宜居宜业水平，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第二，乡村建设行动注重整体推进和因地制宜，明确了乡村建设的目标、任务、行动和保障等，提出全方位的建设内容，具体包括加强乡村建设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融合、村级综合服务、农房质量安全、人居环境整治、基本公共服务、基层组织建设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提升乡村的数字化、智能化、生态化和现代化水平。第三，乡村建设行动强调创新推进机制，完善任务责任、项目管理、农民参与和设施管护等机制，发挥相关机制约束行为、规范流程、组织动员和长效维持的社会功能，解决乡村建设中责任、参与和监督等难题，促进乡村建设的有序推进和平稳运行。第四，乡村建设行动更加注重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通过加强投入保障、创新金融服务、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强化用地和人才支持等方式，为乡村建设提供持续性的政策、资金、服务和人才支持，构建乡村建设行动的保障网络，确保乡村建设行动落到实处，取得发展实效。

四、乡村建设学派对乡村建设行动的启示

在回顾、梳理与借鉴乡村建设学派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找到乡村建设的理论基点和实践坐标，使乡村建设理论焕发出新时代的生机，为当前的乡村建设行动提供有益启示。

第一，乡村建设要以农民为本，激发农民的主体意识，提升农民的发展能力。乡村建设首先是“人”的建设，需要唤醒农民的主体意识，重视农民生活世界的深层结构和行动逻辑，理解和回应农民的需求和期待，将乡村建设目标与农民的实际需要相联系，与农民的能力提升相统一，促进农民声音的有效表达（张利明，2021）。乡村建设要围绕农民的生活和发展，开展技能培训、知识教育、生产指导等实践，建立系统化、终身化和社会化的农民教育体系，设法引发“农民自觉”，培育新时代乡村建设的能动主体。在乡村建设行动中，应当回归农民本位和村庄本位，重视农民的地方性知识和生活经验，从农民的视角看待乡村建设，而非领导意志、行政指令和利益首位，更好地落实惠民政策，拒绝乡村产业的过度资本化，重建乡村社会生活（王晓毅，2019），打造农民宜居宜业的和美家园。

第二，乡村建设要尊重传统伦理和道德规范，深入开展移风易俗，培育优秀的乡村文化。在乡村建设中，应当系统变革乡村社会的迷信旧俗，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发挥传统道德规范和村规民约的社会价值，构建和谐稳定的乡村伦理秩序。移风易俗时应注重与民众生活合流，使农民养成新的思维方式、道德习惯和行为规则，形成新的风俗和文化模式（察应坤，2022），避免采取强制性手段改造农民的道德伦理和观念结构，以“软治理”的方式循序渐进地影响农民的内心世界。同时，将新时代的理念、价值和文化输入乡村地区，提升农民的文化素养，增强农民的精神力量，促进自治、法治和德治的融合统一，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第三，乡村建设要塑造农民的团结精神，巩固乡村建设的社会基础，打造乡村生活共同体。乡村建设学派非常注重在乡村打造团体生活，希望通过乡学村学、合作社等正式组织将农民团结起来，培育农民的团结精神和协作能力，增强农民应对风险的集体力量。在乡村建设行动中，需要持续巩固乡村的社会基础，引导农民成立以经济合作、兴趣爱好和互助关怀为纽带的乡村组织，将分散的农民通过利益、文化和情感等方式团结起来，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老年、妇女、文娱和互助组织，增强农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打造全民参与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此外，乡村建设要激发农民的集体意识和公共精神，引导农民主动参与乡村公共事务，鼓励农民积极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有效整合农民及家庭的社会资源，构建村庄社会资本，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第四，乡村建设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整合社会力量，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格局。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往往只会带来空洞的思考和理想的设计，而缺乏对乡村社会的清晰认知，终会导致乡村建设资源的消耗和浪费。在乡村建设行动中，知识分子、研究人员等政策提倡者要亲身参与，在进行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的同时，也要为乡村建设提供专业智慧，从实践中发现理论议题与现实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此外，需要因地制宜分类制定中长期的乡村发展规划，积极吸纳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等外部力量，拓展资源、知识、技术和人才有序进入乡村的渠道，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乡村建设格局。所有参与乡村建设的实践主体，应当摒弃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结果导向，在乡村建设行动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农民建立深厚的信任关系，全力为乡村建设提供资源保障，推进乡村建设事业稳步发展。

---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原刊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